这天是小学入学报名登记的日子,陈金夫妻俩一早就带着孩子来到华漕镇一家还不错的小学,这所学校是女儿就读的童星幼儿园推荐的,但在推荐名单上,却找不到孩子的名字。“明明说了,怎么没有?会不会是韩老师划掉了?”陈金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位韩老师,他是园长的堂弟,虽然不担任任何职务,却是园里名副其实的三把手,老师都听他的。
“他是个坏叔叔。”女儿兀然地跟了句。陈金一紧张,担心自己的猜测会让女儿误解老师,这么小就学会对人心生猜忌。“老师对你们很好呀,为什么要这么说老师呢?”妈妈希望可以顺着女儿的回答解释爸爸妈妈是无意说这话的。“他总摸我。”“摸你?”老师是喜欢孩子才摸女儿的吧?话说得这么明白,但夫妇俩始终没往那上面想。“摸你哪儿了?”“摸屁股,还有这里。”看着女儿把手指向了自己的下体,陈金不再记得后面几秒发生了什么。
接下来的事情异常艰难,迅速带女儿到一个安静的环境里,用最柔软小心的语气,问女儿什么时候被摸的、几次?和大多数家长想的一样,夫妇俩没找警方,而是班主任,因为这件事太匪夷所思,所以他们需要先得到确实。
班主任的消息第二天就到了,通过和陈金女儿以及她提到其他被摸过的小朋友的对话,这位韩老师的确有猥亵之实,有同学1年前就被摸了。在午休的时候,老师出去了。这所学校一共有9个班级,每个班有将近50名学生,因赶上近年来的生育高峰,师资紧张,每班仅设有一名老师,所以,有时候坏叔叔会顶替老师的空档,帮着照看孩子。也就在这个空档,他会拉下她们的裤子,有时候,还会脱下自己的裤子。上一次作案应该是在5月底,当时迎六一,男孩们在楼下排练节目,女孩子在楼上睡觉,就在那个时候……
事情已经明确,报案、还是?各种问题摆放在眼前。一时间,谁也拿不定主意,但当务之急是联络其他小孩子的家长,保护孩子。
陈金特地让妻子去打电话,这种事情,爸爸不好出面,他们在老师默许的情况下拿到点名册,妻子特地用公用电话,一个个给女孩家长打电话。“我尽量让母亲接,”这件难堪的事,很难对一个男人开口的。电话那边,几乎没人第一时间能相信这是真的。一位妈妈说,我接到电话,以为有人搞恶作剧,但对方声音带着哭腔,我想,这下完了。
报案吗?怎么和孩子谈?
潘旭明是最早知道这件事中的一位,因为和另一位家长住得近,她很快被告知自己女儿也是受害人之一,但她一直没做好报案和曝光的准备。“我们都住在镇上,很多人工作也在附近,如果这件事情传出去,等于承认女儿被侮辱了。这么小,就遇到这样的事情,以后怎么办?”连续几天,潘旭明都没睡着,她犹豫要不要报案。
据她所知,有些家长准备忍气吞声,当作什么都没发生,依然像往常那样生活下去。反正也6月了,就骗孩子幼儿园放假了,等暑假一过,就上小学了,“有家长和我们说,孩子小,还不懂,时间长了,就会好的,如果报案,等于承认这件事有问题。”
这种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潘旭明想,对一名成熟的女性来说,因为对身体有明确的界限划分,所以会认为这是侵犯,但是小孩子才5岁,不懂,以为是老师喜欢她?事发后,她曾想明确地告诉女儿,不可以被人摸下身,但女儿天真地问自己:“大人给宝宝洗澡,妈妈可以这样(摸我),老师为什么不可以呢?”
不过,随着女儿一再地提问,潘旭明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她发现女儿虽然不理解为什么不能被其他人摸屁股,但她却明显对那个韩老师很反感,她说很害怕,而且感觉难为情。最可怕的是,女儿说,小朋友们在一起会说起这件事,大家都知道谁被摸了。接下来,这些孩子还是会就近读小学,再做同学的机率很大,新环境里,他们会不会交流这件事?如果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宝宝会怎么想?会认为妈妈爸爸不保护自己吗?潘旭明开始想女儿小学毕业、初中毕业的时候,“到时候,她们会从很多渠道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潘旭明自己都没想到,第二天,她不仅报案,还联系了媒体。“我去幼儿园拿健康证,遇到一个女孩,她非常严肃地对班主任和家长说: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的。我看见她妈妈被吓坏了,我当时也被吓坏了。”这件事情肯定过不去,虽然孩子不明确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她们正在用有限的思维去理解这件事,如果理解得不好……潘旭明不敢想下去,她决定勇敢地站出来。
我怕妈妈受到伤害
事实上,当父母站出来勇敢地保护孩子时,孩子也在以自己的方式,保护亲爱的爸爸妈妈。朱益是和潘旭明同一批站出来的家长,她看上去很白净,非常瘦,已经整整10天没有睡过整觉,是个能量比较低的妈妈,但她却一遍遍铿锵有力无比坚定地对所有人说:“我要给孩子讨个公道。”这股力量,除了身为人母天然的力量之外,也有孩子给予的。
接到电话的时候,朱益正陪女儿小翼玩,直到挂了电话,她觉得这些都是不可能的,半信半疑地问女儿,有没有人摸过她。“我和宝宝说,妈妈会保护她的,不要害怕,告诉妈妈,宝宝坚持说没有。”朱益相信孩子,而且她也知道,孩子一直非常信任妈妈。
“我和老公生她第三天就去领了独生子女证,我们是想好了,这辈子只要这一个孩子的。孩子从出生到现在,都是我一个人带,小时候很难带,我就把工作辞了,在家24小时陪着她,直到她两岁半进了这所幼儿园,我们把全部都奉献给了孩子。”这样的付出,换来了孩子的快乐。“她一直非常信任我,她说没有,所以,我想应该没有发生在我们孩子身上。”那天晚上,虽然有点忐忑,朱益还是能抱着一丝侥幸睡着了,为了保险起见,她明天会拜托老师再确认一下。
第二天下午,班主任来电话,让她来一次学校,朱益隐约感觉出事了。来到学校,孩子不在,老师对她说,问过了,小翼承认也被伤害过。一时间,各种难过、气愤和不解涌上来。“不可能,她说没有的。”妈妈还是希望老师搞错了,“我和女儿关系一直非常好,她什么事情都会和我说,今天哪个小朋友被表扬了,甚至自己什么事情做错了,被老师批评了,她都会说,为什么偏偏这件事,她要骗我呢?”
“我问小翼,她告诉我,她怕妈妈受到伤害。”
眼泪哗地冲下来,嗓子发不出一点声音,朱益感觉内心有块东西被划破了,但又觉得有股力量翻涌上来。因为韩老师在猥亵孩子后,还恐吓她们:“不许告诉别人,不然会打死你们。”女儿很清楚地知道那是个坏人,怕他太凶太坏,会伤害到妈妈,她不想妈妈也被伤害……事发后,许多家庭都是爸爸出面处理,但朱益坚持自己站出来,“女儿这么保护我,我更要保护我的女儿。”
逃避还是保护
和朱益家的紧密不同的是,在愿意接受采访的6个家庭里,有2个家庭已经将孩子送到了亲戚朋友家。甚至有一对父母,打消了让孩子继续留在上海念书的想法。
李媛是第一个去报案的妈妈,“我接到电话,把孩子叫醒,然后把手放在她的小屁屁上,问她有没有被那个韩老师碰过这里。她看着我,点点头。”女儿的眼神,让李媛有点害怕。“孩子很天真,平时和她说话,不怎么会看着我,那天她就定定地望着。”李媛很快转换了话题,说没有关系,妈妈会保护宝宝,以后不可以让别人摸这里,因为我们宝宝要念一年级了,是大孩子了。一边说,心里一边发毛。
那之后,家里不断有电话进来,班主任、警察局、受害家属,李媛和爱人吃不下东西睡不好觉。“把孩子接来前,我妈就提醒我,女孩子在上海特别要看紧,现在弄成这样。”老家人都比较传统,对这方面看得重,想到这些,大脑一片乱麻,第三天就去医院挂了盐水。因为太过焦虑,不知怎么应对突如其来的状况,孩子似乎也觉察出变化,“妈妈,为什么不去上幼儿园了?”“妈妈,我还能见到小朋友吗?”孩子的提问变得频繁,“她总是像第一次那样定定地看着我们,以前她从不这样。”夫妇俩忐忑不安,觉得女儿的问题背后有一大片雷区,不敢随意踩踏,于是,他们把孩子送到了朋友家。“暑假了,你又可以去小何阿姨家住几天了,妈妈天天会给你打电话的。”毕竟是孩子,听到可以玩,一下子高兴了,而孩子的离开,也让这个家焦灼的状态得到了缓解。李媛说,这样对孩子来说,也好一点,但她心里也觉得没底,这种分离,会不会让孩子在心理上和妈妈爸爸分开。因为,她知道孩子已经感觉到,这是个特殊的阶段。
被隔离的爸爸
在这件事情中,妈妈与孩子的接触是直接的,那父亲呢?
“我这辈子都对不起孩子。”因为一直被隔离在核心关系之外,石雷的愧疚感一日强过一日,没有办法直接和孩子交流这个问题,不能直接对她们说爸爸对不起你。于是,这些父亲选择了男人的方式,站起来保护家庭中的两个女人。
夜晚9点,当母女俩还在哭的时候,石雷穿好衣服,准备去警察局报案。出门前,他鼓励妻子:“不要怕,这不是我们的错,我们要让该负责的人都站出来,给我们一个说法。”第二天,他开始找律师,收集证据,并且带孩子去精神卫生中心做精神创伤鉴定,陪女儿去医院做妇科检查。
让女儿上这所学校,曾是他当年的决定,也有强有力的理由。华漕镇位于上海近郊闵行区,聚集了不少外来务工人员,由于户口不在上海,没有办法上公立幼儿园。这两年赶上生育高峰,师资紧张,周围有许多私立幼儿园,不少是类似照看所的性质,一两栋楼,请两三个阿姨,看一下孩子,收费每个月在200元上下。童星幼儿园相对来说好很多,至少在硬件设施上,有个幼儿园的模样。在石雷的记忆里,至少也有5年的办学历史,就是因为冲着“正规”,他首选了这里。而现在,他提出的问题是:“没有办学资质,为什么还能开这么多年?”
选择这儿的理由之二,“人群素质相对比较高。”不求孩子读书多么优秀,只希望她小小年纪,身处好点的环境,不要学坏。童星幼儿园1个月收费400多元,1年将近5000元,属于比较高的收费标准。送孩子来这儿的家庭,相对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像石雷自己,做生意,日子滋润,有车有房。
这两天,幼儿园又开始招生了,石雷拿到了2011年的招生简章,简单的“通知”两字打在一张普通的A4纸上。“现在看起来,这所学校真的有太多问题,可惜我们当时还是大意了。”孩子进入幼儿园后,一个班级就一个老师,从看学生到上课、排练节目一直到打扫教室,全部个人承包,因为管理松散,导致每个班有将近50名学生。学生可以随意来去,只要付钱就随时能来,有学生只念了2个月,插班进来,然后又离开,非常不稳定。学校的收据上写明:退学不退费。
如果说,父亲代表了理性的声音,那么这些问题也是我们要质问学校和相关机构部门的,因为它们和更多孩子的成长息息相关,我们期待有一个合理且全面的解决方案。
那天,在警察局,女儿对爸爸说:“爸爸,你把这个坏人抓起来。”石雷一下子觉得心理有那么一丁点不那么难受了(为保护受害人,文中涉及家长、孩子的姓名均为化名)。
让孩子感到爱,不是孤单一人
编辑:师欣 方湘颖 特邀专家:龙迪
帮助受到性侵犯的孩子度过难关所需要的知识,已经超出我们平常的生活经验。如果父母们具备相应的知识和技能,会更容易帮助孩子度过难关。
此后30多年西方社会研究表明,尽管每个研究采用的定义、样本、方法不尽相同,但是,“18岁以前受到性侵犯者在人口中占相当大比率”已成不争的事实。最经常被援引的结论是,人口中1/4的女性和1/10的男性在18岁之前经历过不想要的、身体接触的性活动。如果包括非身体接触,人口中1/3女性和1/7男性在18岁之前遭受过性侵犯。这个数字很可能低估了儿童性侵犯实际发生情况。有研究表明,近1/3的女性受害者终生缄默。只有少数受害者才会说出自己遭受性侵犯的经历,其中一部分时隔数年才会说出。
中国内地目前尚无大规模针对社区人口的儿童性侵犯发生率调查。然而,我们从屡见报端的儿童性侵犯案件,以及我们自己及身边人的生活经历不难看出,中国内地儿童性侵犯现象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罕见。
全国妇联2001年来信来访统计数据表明,全国各地投诉“强奸幼女”案件逐年增加。1997年下半年为135件,1998年2948件,1999年为3619件,2000年为3081件。
《性之耻,还是伤之痛》
作者:龙迪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儿童性侵犯深度专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