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历史进程。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便是社会分工的精细化，敲敲打打的手工制造被精准迅捷的流水线取代，庞大繁杂的项目被一支支干练、专业的队伍肢解，新的行业不断涌现，新的专业层出不穷，就连饺子皮都有专门的人员为你制作。
360行的分工已是历史。专业化已成为新的时代发展需求，我们正处在这个时代。
在传播学家的眼中，“人之所以为人”从传播起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传播史。从结绳记事到语言的出现再到文字的产生（高级的编码符号），在人类生生不息的繁衍之中，传播着历史、传承着文化与文明。在漫长的传播进程中，就传播的“传者，受者，传播径”这三个方面，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不同表现而言，至少，我们有这样两种启示：其一，是由早期的以“口口相传”为主的人际传播，到以传播手段新颖，传播渠道丰富为传播优势的电子媒体时代，再到以受众为主导，强调贴近性的今天，传播经历了一个由小众到大众，由传者到传播途径再到受众的发展过程。其二，是任何一项科学技术的诞生和文化观念的形成都会给这个社会带来积极的进步甚至是巨大的变革，传播领域也不例外。印刷术的发明成就了纸媒体，而电子技术的发展使得文盲也可以通过广播、电视接受传播。事实上，任何一场重大的文化思潮，在通过媒体传播向世界的同时，也深深地影响着媒体自身。其中人本主义思想是近些年来影响最为广泛的一种文化思想。反映在传播领域上，便是直接以受众为中心的传播方式。
从以上两个启示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从科学技术层面上还是文化理念上，今天的传播无可否认地已经进入了一个以受众为中心的新时代，也就是说作为大众传播的传者在新的传播形势下，需要对我们的受众进行一番新的动态性的考量、研究。就广播电视行业而言，受众的心理需求，以及带来心理变化的文化动因是进入这一行需要首先面对的问题。
一、传播是以受众为中心的
以受众为中心只是媒体成熟化的一个表现，而并不是说，它是不同阶段中的侧重点。事实上，受众作为传播活动的终端，其心理与兴趣的变化从来就影响着传播活动本身，而且受众接受传播成效也成了检验传播活动成果的唯一标准。我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也就是“文革”前，当时的北京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前身）在对外广播上，将那些对我国了解不多，有些疑虑，但又对东方文化充满兴趣的受众（政治上的中间分子），作为自己的传播对象，以东方文化，中华文明为主要的传播内容，收到了较为有效的传播效果。听众来信不断攀升，最高时，一年将近30万封。然而，进入到“文革”时期，受“左”的思潮影响，把“马克思主义左派”作为自己的主要受众，以政治宣传为主，从而失去了许多受众。听众来信也一路骤跌至2万封以下。
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媒体在传播中，对于受众的定位和沟通上是有过波折，走过弯路的。步入改革开放时代后，我国的各项事业如沐春风，传播事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电视的发展速度更是一日千里。然而，就传播的效果来看，并不象它的速度那样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