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研究存在着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思路。以杨国枢教授、杨中芳博士等为首的一群心理学家从社会实际生活联系历史传统入手，分析中国人重要而特有的心理与行为，同时进行西方心理学的本土化改造；以潘菽、高觉敷教授等为首的一批心理学工作者则从追溯中国古代学者有关心理学思想入手，讨论和评价传统心理学思想的影响和意义，并进行东西方理论比较。这里把前者称为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道路，后者称为中国心理学史研究道路。二者各自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但也存在着许多困境。本文试图比较两种研究的异同，并分析其各自面临的困境，以探讨和寻求二者在研究中的契合。
一、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和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异同
以杨国枢、杨中芳、黄光国、余安邦等为代表的一些心理学家，在理论与实践上积极推广心理学的本土化研究。他们认识到一个国家的特定社会、历史、文化、哲学一方面可以影响甚至决定当地民众（被研究者）的心理与行为，另一方面又可影响或决定当地心理学者（研究者）的问题意识、理论构架与研究方法。故而他们主张把“社会文化历史”放进自己的研究框架中，采用注重以当地人、当地社会及当地文化为主体的主位研究策略(emic approach)。我们以为，这种研究观点和研究策略是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的实质。与此同时，在潘老和高老的倡导下，以燕国材、杨鑫辉教授等为骨干的一批学者则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总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基础，挖掘、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学者的有关心理学思想，从史学角度追溯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脉络，从而构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理论体系。这种研究的指导思想及其策略正是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实质。两种研究道路在实质上既有不同之处，又有相通之处。
（一）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与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差异
具体而言，我们在两种道路的研究对象、研究取向和研究方法的分析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二者研究实质的差异。
1.研究对象上的差异 许多港台心理学家从自身研究的反省中得出教训：在研究中简单套用西方心理学理论及研究方法，并不能充分解释和理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自1975年以来，他们开始自觉地、批判地进行理论与实践研究，把本土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确定为：当代中国人重要而且特有的心理与行为。具体地讲，诸如中国人的“面子”、“人情”、“缘”、“孝”、“耻”、“报”等，都是其研究对象。而杨鑫辉教授曾明确指出：“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心理学思想’，……它是指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著作中，从历史发展来考察与心理科学有关的思想、观点、理论”。[1]具体而言，即取自中国古代哲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的有关心理学思想、观点和理论都是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对象。由此可见，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和中国心理学史研究在研究对象上是有差异的：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对象定位于当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而中国心理学史研究对象定位于中国古代学者的有关心理学思想、观点与理论。
2.研究取向上的差异 关于研究取向，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者主张抓住当代华人社会中存在的重要而特有的心理与行为，先追溯其产生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再进行概念分析，并提出理论模式或理论假设，然后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实证研究，以验证其理论模式或理论假设。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