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可以促进科学发展，也可以阻滞科学进步。然而，科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却不会听命于权力。中国心理学的发展道路曲折坎坷，它与遗传学同命运也曾被取消过。不同的是，遗传学被禁止是20世纪50年代初照搬苏联政治干预科学酿就的苦果；而心理学的灭顶，却是在1956年总结教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之后重蹈遗传学的覆辙。
（一）心理学是一门相对年轻的科学。虽然古代中外的哲学著作中都已有心理学问题的论述，然而心理学从哲学思辨中独立出来成为科学的心理学，却是以1879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世界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为标志，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时它仅有70年历史。心理学在中国的历史更短，迟至1917年才有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北京大学）。
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心理活动的本质及其发生与发展的规律。心理活动是人脑对客观世界事物的反映，是人脑的高级机能，又受到社会的制约。因而心理学既不同于一般的自然科学，又不同于社会科学。有人认为它偏于社会科学，有人认为它偏于自然科学，又有人认为它是中间科学或中介科学。心理学界对心理学的对象和任务，动物心理和人类意识，心理现象和生理现象，阶级性、个性和心理活动的共同规律，研究方法问题，以及心理学的研究方向等等，同样有不同认识。对年轻的心理学来说，这些问题都是发展进程中的正常现象。国家高层的主管机构、官员或关心科学的高端政要，能否理性地面对心理学界的实际情况并处理有关问题，对心理学发展影响至巨。
（二）从新中国建立起到“文化大革命”，在这期间发生的事关中国心理学的荣辱、起落、浮沉，都同高端权力的介入有关。
1．1952年，陆定一和文委科学卫生处全面干预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工作。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受中共中央宣传部（简称中宣部）领导并受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简称文委）指导。中宣部科学处和文委科学卫生处具体联系中国科学院。这两个处是一套人员对外挂两块牌子。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简称心理所）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心理学研究机构，所长曹日昌是中国共产党员，早在1939年就自觉运用并倡导以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心理学研究工作。1951年底心理所向文委呈报1952年度的研究工作计划，1952年1月8日，科学卫生处提出了书面意见（简称“意见”）；四天后，中宣部长、文委副主任陆定一（主任为郭沫若）在中南海召见曹日昌谈话（简称“谈话”）。“意见”和“谈话”在“向苏联一边倒”的政治大背景下，给心理学贴上政治标签，认为世界上只有苏联的心理学是先进的，而西方国家的心理学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都应予以批判。科学卫生处强调：“中国心理学本身没有基础，却又承继了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心理学的影响，体系庞杂。”因此，心理所的“基本任务”、“中心任务”应致力于唯物主义心理学的基本建设工作，为唯物主义的心理学而斗争，研究苏联心理学的成就应用于中国，反驳各种资产阶级的心理学说。陆定一指示：心理所应该揭起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中国心理学的大旗，明确表示拥护和反对什么心理学说。陆定一和科学卫生处指责心理所的工作计划看不到有上述的意图，严重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科学卫生处对该所的研究计划，从内容、目的到方法，一一予以否定。陆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