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an-Marie Pelt
1933年10月24日出生于洛林大区；1961-1972年于南希大学药学系教授植物学；1971年建立欧洲生态研究所；1971-1983年担任梅斯市副市长；1977年出版《人的再自然化》,获欧洲生态学奖；1999年建立遗传基因独立研究和信息委员会；2002年起担任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二氧化碳，我的爱”节目撰稿人。
■ 《心理月刊》：您从事生态事业多年，对您来说，这是一种时尚呢，还是一种深刻的变革？
让-马利·佩尔特：我认为这是一种真正的文化变革。生态观念从1970年代就开始传播，今天终于在全世界生根发芽了。催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我认为是气候的改变。现在，人们注意到，蓝色海岸的天气没有以前好了，洛林没有冬天了……而且到世界上任何地方，人们都会听到旅店老板抱怨“现在的环境跟以前不一样了，差太远了……”——其实呢，生态学家们已经说了好多年了，只是最初我们发出警告的时候，人们并不觉得危险已经逼近。就是这样，石油价格上涨带来短暂的恐慌，人们就开始担心能源短缺；我们的气候变化被我们直接感受到了，这时候人们才说：“哦，那些生态学家说的很对！”
■ 这足以改变我们和自然的关系吗？
会的！我从心底深处认为，生态学是20世纪唯一的新思想，它改变了我们与地球的关系，它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源有限的星球上——而在以前，我们哪里有这样的恐慌，我们总是乐观地认为，地球的资源太广博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呢！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我们需要对子孙后代负责。当然，即使是今天，还是有不少人这样安慰自己：“将来的年轻人会跟我们一样，他们会有他们的方法，一切总能应付过去。”这真是太遗憾了。
■ 可是在过去的某些时期，人们就已经觉得人与自然是共生关系……
是这样的。直到中世纪末期，人们还觉得自己与宇宙是联系在一起的。现在你去罗马教堂，还能感受到这一点：罗马拱把你包围起来，圈出了你所生活的世界。还有犹太人戴的便帽、红衣主教的帽子，它们都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人类归属于更伟大的存在，人属于世界，万事万物相互依赖。到了科学将自然客体化的时期，人与自然才开始分离。随后，人就成为客体自然的主体。
■ 您将人与自然的分离归因于科学。那么基督教把人看作世界的中心，您怎么看？笛卡尔就继承了基督教思想，他认为人应该做自然的主人……
在文艺复兴之前，对于神父来说，“人是世界的中心”这种想法是离经叛道的。因为在那个时期，只有两条途径通向神圣：《圣经》和自然。自然被视为对神圣之美的表达。我们说“上帝是美的”，但不会说“上帝是好的”。后来，随着科学的兴起，西方开始弃绝上帝，而自然也离人越来越遥远。
■ 作为一个基督教徒，您如何承受自己的信仰和观念之间的矛盾？
对于这种矛盾，我当然很遗憾。现在，我的工作就是去缩短自然和人之间的距离。曾经有一段时期，基督教对生态观念否定得非常彻底，但现在正在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教区和主教辖区邀请我去演讲，也许他们突然意识到了灵性与自然不再和谐所带来的缺失。
■ 您的生态意识是怎样培养起来的？
小时候，我不喜欢上学。因为除了我给自己的约束以外，我不喜欢任何约束。那时候一下课，我就跑去做园丁的爷爷家。在那儿，我负责照料植物。后来就打仗了，我们躲到了洛林的一个农场。在那儿，我的时间都是在田野里度过的。我的童年跟现在的年轻人太不一样了：爬树，在河里洗澡……那时候，运动这个词根本没什么意义！因为我完完全全沉浸在大自然中。
后来，我选择了医药学。对于这门学科，生物学很重要，因为从植物中可以提炼出很多药物。于是，很自然地，我继续沉浸于自然之中。我相信，早年学会的东西会让人终生受益。现在的年轻人，一出生就被烙上了技术的烙印。当然，还会有年轻人对生态学充满热情，但他们的热情更多的是一种智力上的热情，而不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 我知道，您将植物与人相提并论……
这一点很可能引人非议。但在很早的时候，我就意识到生物具有普遍规律。所有学科、领域的区分，诸如生物科学、人文科学、动物学、植物学等等，都是我们智力的产物。这与生物的真相不相符，各种生物应该是一致的。所以，我最开始给自己的研究定位就是偏“生物社会学”的，尤其是当我研究兰花的时候。兰花这种植物进化得很高级，它们已经发展出各种不同的策略，让人觉得它们似乎具有一种“智慧”。确实，我相信不只人类拥有智慧，自然也有智慧——不过，我也知道，大多数人不是像我这样看待自然的，他们深受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混沌理论的影响，这些理论的正确性不容置疑，但它也让我们再也看不到其它方面，比如，自然的一致、平衡与和谐。再比如，在自然中，既有合作，也有竞争；既有捕食关系，也有共生关系……自然是在充满矛盾的和谐中运作。
■ 就像中国人所说的阴和阳一样？
我觉得中国人比我们更理解自然。他们以更全面的方式看待世界。我们没能这样，是因为我们的方式太死板，我们太喜欢“分门别类”。通过中国人的方式，我们能更好地理解生物世界。我想让大家知道，当我们观察自然的时候，我们很难断然定义某种生物，因为猎物可能变成捕食者，弱势性别并不一直弱势，某些植物能够控制昆虫……通过所有这些现象，我认为：自然中存在着某种智慧。英国博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曲解了达尔文的学说，他认为进化中起作用的只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如果真如他所说，那么自然早就不存在了，大的生物早就吞噬了小的生物，一切早就结束了。
■ 您的观念唤醒了我们的生态意识，但它会不会将自然过于理想化了？
确实有这样的可能。为了避免这一点，我们需要一直保持客观。自然也有非常残酷的一面：比如，有能致人于死地的苍蝇！所以，我不是说要把自然看成范本，人要一丝不苟地去模仿。而只是通过观察自然，去理解它，与它更和谐地共生。
■ 自然可以教给我们什么？
平衡的观念，用更灵活、更整体的方式来看待社会和世界。我写了一本《植物的爱与文明》Les Plantes：amours et civilisations végé tales的书——当时我的大多数同事都觉得不能用这个标题，他们认为“爱”和“文明”属于社会范畴，而不是自然范畴。
我希望，人们不再把植物看成跟自己完全没有关联的东西，而是活生生的、能够让他们更了解自己的参照物。对于动物，我们比较容易产生同情，因为它们跟我们更接近，它们跟我们一样呼吸，就像希伯来语所说：“它们拥有生命的气息”。而植物跟我们不同，它们不呼吸。
■ 那么，对植物的认识，是否影响了您的思考方式？
它让我在看待世界时有一种更为广阔的目光，它让我坚信：万事万物都有联系。我置身其中的社会，有各种变迁。植物让我葆有一大片深厚的园地，让我不会被种种最新潮流蒙蔽住眼睛。我能看到前面很远的地方，而我的根扎在遥远的过去，就像一棵树一样。
■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做一个生态学家和科学家是不容易的……
确实是这样。1971年，我们在梅兹市创建欧洲生态学院，当时我们势单力薄。同一年，我们还发起了一个与欧洲环境保护有关的项目，但响应我们的人也很少。虽然有火山探险家哈露·塔兹夫（Haroun Tazieff）、法国海洋之父雅克-伊夫·古斯多（Jacques-Yves Cousteau）等名人支持我们，但没有任何一家环保机构加入。
后来，绿党成立，生态政治运动兴起，但我不愿意参与，我想保持我的科研身份。然后我们发起并追随了生态良知运动的各个阶段：从1974年起的抵制石棉运动，到臭氧层保护、抵制转基因生物、支持有机食品……我们常常遭到诋毁和嘲笑……然后，突然之间，大众清醒了！
■ 在与大众观念做斗争的这些年里，您是如何保持良好心态的？
我一直相信，经济学家的思考方式和他们制定的治国方针是有问题的。我认为，他们的观念没有长远的发展前途。对此，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对于我的信念，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我的态度一直都是一致的，我一直充满信心。
■ 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首先，对于上帝，我有非常坚定的信念。其次，我在个人生活中经历过非常艰难的考验，这让我变得更加坚强。我很清楚，陷入生活的低谷是什么滋味。大约在30年前，我失去了一切：妻子、世间我最爱的儿子、我的工作……我的生活被完全掏空了。当时，我不想自杀，但也没有能力活下去。我陷入了抑郁。直到一个晚上，在巴黎的一家旅馆，我的一段经历彻底改变了我。这段经历，在18世纪能够被人理解，在今天却会被人看成胡言乱语……尽管如此：它给了我某种证见的神示。
■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天晚上，我打电话给一个牧师朋友，我对他说：“我不想活了！”他回答说：“就按你的愿望去做吧，上帝爱你。”然后，他挂了电话。突然之间，我感到巨大的喜悦涌上心头。我感到自己浑身上下充满了神奇的幸福。在随后的一年里，这种情况出现了好几回。
随后，我向一位艾瑞克森流派的治疗师求助，他给了我很大帮助。这份经历让我的信仰更坚定。我感受到自然与我同在，你也能感受到自然与你同在。当你晚上回家，仰头看到星星在星空闪耀，看到树叶轻轻摇动，你就会体会到。这也让我相信，生态良知运动的兴起是大众的利益：在一个人们普遍缺乏坐标感的时代，感受到自然的支撑，这对我们相当重要。今天，你一个人看落日，你会觉得很美；以后某一天，你跟别人一起看落日，你们会觉得很美；当你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不认识你的人们看到落日，他们还是会觉得很美。因为我们是自然的孩子，自然是我们的家；因为自然在对我们说话，向我们讲述我们的故事。
让-马利·佩尔特的两位生命之师
■ 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
（1886-1963），政治家，出生于德国，1936年加入法国籍。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停战协定的主要议定者。他起草了《1950年5月9日宣言》，这份宣言是现在欧盟的源头。
“在他生命的尽头，我一直在照料他。跟他认识，是我人生中非常宝贵的机缘。这是一个很好的人，一个特别的政治家。你想想，在回顾一生时，有多少人能说自己结束了一场战争，在世界的某个领域建立起了持久的和平？”
■ 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1881-1955），基督徒、神学家、法国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Phénomène humain》（意为“人类现象”）一书的作者。
在这本书中，他以一种既有进化论色彩、又富有灵性角度的方式阐述他那个时代所有关于宇宙历史、人类出现的知识。曾来中国参与“北京人”的发掘和考古工作。
“他对于世界有一种广博的心胸，没有被科学界固有的、可怕的简化论所限制和局限。他充满基督教的乐观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