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斯是得到上天的眷顾才活下来的。1937年，鲍里斯出生于法国波尔多一个犹太家庭。1942年，他的父母被纳粹关进集中营，当时只有5岁的小鲍里斯则被一位波尔多女教师冒着危险带回家藏了起来。很不幸，一年半后，他被抓了回去；很幸运，他成功地在开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火车上只身逃脱……但鲍里斯的父母最终死在集中营里。
在成为一名精神病学家之后，鲍里斯坚持不懈地发掘人类创伤后重建生命的秘密，并写作了数本著作，包括畅销书《不可思议的烦恼》（Un merveilleux malheur）和《丑小鸭》（Les Vilains Petits Canards）等，并藉此让“韧性”——也就是创伤后的痊愈能力广为人知。最近，他又出版了《怪物自传》（Autobiographie d’un épouvantail），主题是探讨人性之恶的根源，以及让受害者重建生活与自我。《心理月刊》对他进行了专访。
■ 《心理月刊》：读过你的作品、听过你的讲座之后，我们觉得你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鲍里斯·西吕尔尼克：是的，我喜欢叙述故事。我的书《丑小鸭》就是从见证别人的故事开始的：芭芭拉（Barbara，法国传奇女歌手，1930～1997，作风特立独行），让·热内（Jean Genet，曾是小偷、弃儿的奇才作家）……在我最新的著作里，我照旧讲了两个故事，然后我提出了理论上的困惑：在自我修复的过程中，也就是在受到创伤或者经历重大灾难之后的自我重建中，叙述到底有多重要？为什么在我提到的那些例子里，他们的生活会因为一句话、一次讲述，或者相反地因为不能讲述，而得到改善或被摧毁？
■ 但《怪物自传》这个标题像是给读者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实际上，你一点也没有讲述你个人的故事；同时，在结尾处，我们却有了了解你所有故事的感觉……
是的，因为我的初衷很清楚，就是自传：二战之后，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内，我都觉得自己是一个怪物。今天回过头来看，我发现这是一段多么荒谬、多么疯狂的时期。但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无法从那样的生活中抽身，并且不断挣扎。我身处其中，我与困境缠斗，但我感觉自己心脏的位置上像是戳着一块木头，我的脑子像一堆稻草，就是非常可怕、骇人的怪物。这不是个比喻，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我没有家，没有过去，别人觉得我是个人，可我自己知道，我不过披着一个人的躯壳罢了。而且，如果我当时能够平复，我绝对不会成为一个精神病科医生，我可能像我父亲一样成为一个高级木匠，或者成为阿根廷探戈舞者。当我辅导那些或者因为政治、或者因为意外而与我境况相似的人——像罗马尼亚或者巴勒斯坦儿童，我发现他们全都把自己看作是怪物。我告诉自己：“应该给他们开口说话的机会。”而我的自传就止于此……
■ 讲述故事是自我修复过程的一部分。为什么你反而缄口不言？
首先，我不得不闭上嘴，因为二战期间，除了沉默，我别无选择。
那样的情况下，守口如瓶是为了保护自己，只有闭嘴才能生存。谁讲话，谁就死——3年间，90%的犹太孩子丧了命！说话也就是把照顾你的人推向死路，会让你产生强烈的罪恶感。
其次，当战争结束——卢旺达孩子或者柬埔寨孩子都跟我讲了同一件事情——即使孩子们想说，人们也不相信他们，因为在成人的世界里，他们的讲述令人难堪，荒谬可笑。成人的否定引发孩子的分裂。他们学会只表现出部分性格，表现出大人鼓励的那一面。但另外一面被自己痛苦地隐藏着：既然我不能讲出生命中所有的东西，那我就是一个畸形儿，一只丑小鸭，或者一个怪物……
■ 这种被迫沉默的情况渐渐改善了，不是吗？
是的，但这要看当地的文化。现在，被接到比利时或者德国的卢旺达孩子被诱导着讲出自己的故事。这些孩子觉得自己不那么可怕了。自我修复的过程可能会稍微容易些，因为社会懂得该如何关照他们。因此这是受到伤害的人和文化之间的一场拉锯战，前者应该表达出自己，避免辜负这种善意，后者应该作出调整来接受和倾听他们的故事。放下防御的歌手科尔内耶（Corneille）有一天告诉我：“我的德国父母真是棒极了，他们告诉我说，我们非常喜欢听到你的故事。如果你想说，我们会听；如果你不想说，那你就不要说。”他们尊重这段被否定的时光，而对欧洲的犹太孩子，人们却选择了让他们沉默40年。
■ 为了摆脱最糟糕的状况，只要表达出来就可以了吗？
只是为了感觉轻松而说出来还不够。正是因为如此，我坚持用“分担”这个词。只有对我认为能懂我的人，我才会说。而且，一旦我一股脑儿讲出了所有的秘密，我就仿佛死过一次，我就给予了对方一种极大的信任。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帮助我；但如果他愿意，他也可以毁掉我。秘密带来了关系上的“结”，尤其是在父母和子女之间，但同时又是珍贵的防御机制。当孩子和我们能够说“如果我想说，我会说出来，如果我愿意，我会把秘密留在心底。”我们的亲密关系就建立起来，并且加强了。
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向谁讲出我曾经经历过的事情？”我想到了我的一些女病人，她们曾经被性虐待过，所有人都告诉我，知道在什么地方告诉谁，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还有，怎么说呢？就用妮基·桑法勒控诉她父亲的口气吗？“我父亲，我曾经如此尊重的银行家，在我11岁那年上了我的床……”对于一些可怕的、反人伦的事情，实际上没有地方可以倾诉。为了彻底治愈伤口，它们隐晦地体现在艺术作品、哲学文章、社团活动、政治参与、心理学著作里……因为如果人们不治愈伤口，就总会一遍一遍地感觉到痛苦。
■ 精神分析对你有帮助吗？
对我个人而言，我的治愈，不是精神分析带来的结果。我想起了许多与我有相同经历、最后成为精神分析学家的人，他们承认治疗并没有起到帮助作用。
弗洛伊德在奥古斯特·艾什豪恩（August Aichorn，1878～1949，弗洛伊德的学生，著有《痛苦的青年》（Wayward Youth），由弗洛伊德作序）一部作品的前言里写得很清楚：“缺失了感觉和爱的孩子，无法从精神治疗中获益。”
事实上，通过移情我才得以恢复，成功地摆脱了这种情感上的孤独。我的精神分析医师差不多6个月才跟我说一个字，我去见他的时候也不跟我打招呼。我可以告诉你，这种沉默让我觉得是一种折磨。随后，我接受的教育也是要保持沉默。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他们告诉我：“别说话，因为如果你说了，你就妨碍了幻想出现。”我清楚地感觉到这让我的患者很恼火。就是因为这个，我决定当一名精神病科医生。我说：“我可要说话。”
今天，幸运的是，年轻的精神分析学家也在说话，注重人际沟通。他们知道疗效就来于此。对我个人而言，起到帮助作用的是投入政治、知识和情感活动——伙伴、妻子、孩子和生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生活，而是要连根拔起再去重建的生活。
■ 在这本书里，你第一次细节性地探讨了恶的程度和坏人的心理。
不如说是变坏的人。精神分析学家提出一个非常好的概念——绝对自我中心主义者。婴儿是绝对自我中心主义的，因为除了这样他/她别无选择：对他/她而言，没有别的，没有外物可关注，他/她表现出的只是：“我饿了，我冷了……”他/她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如果这种自我中心不得到满足，不被呼应，婴儿就会死去。如果他/她想活下来，婴儿就应该是自我中心的，但这是生理上的、利于自我发展和必须的。从生物学的角度讲，自我中心是必须的，但当他/她渐渐长大，如果还是做不到关注外界、体会他人世界的话，自我中心主义就走向反面了。因为有些我不了解的事情在他们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成人停留在这个阶段，他们在外形上是成年人，情感上却还是婴儿：别人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了给他/她提供愉悦，而别人本身，我不关心。萨德（Sade，法国作家，因为生活放荡而多次被监禁）说：“女人就是让人觉得舒服的管子……”
■ 你是说，绝对自我中心者是那些看不到站在自己对面的别人，只关心“他的想法”……
绝对自我中心主义的人只对别人对他/她做的事情有印象。当我跟一个人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会想：“她真有趣，她让我惊讶，她让我恼火……我爱她，可是她却让我恼火！”这是另外一个人，她活生生地存在着。即使我们有着不同的精神世界，但我可以去发现，她让我明白她的意思。可是对于里奥波德·凡·萨克-莫索克（Leopold von Sacher-Masoch），奥地利作家，代表作《穿皮衣的维纳斯》）（Venus in Furs）来说，女人总是皮衣下裸体的维纳斯。不管是什么样的女人，总会有一天能让她裸躺在一块裘皮下。对于军营里的纳粹来说，犹太人不是人，而是“木塞”，他们称之为“一段”。我对绝对自我中心者没有成见，我不是说他们表现出残酷的行为是因为他们非常可怕，完全不是！他们表现出残酷的行为，但他们也可以很迷人。在鉴定恐怖分子时，我也见过有彬彬有礼、聪明、谈吐得当的男人和女人……
■ 对恶的研究，让你变得平和了吗？
我从事精神病学研究，是因为，我认为它可以让我面对我的童年。执业40年之后，我发现我可以面对很多事情了，但童年还不行。不管怎么样，对意义的追寻有一种恢复的作用，过程超过了找到的意义本身。年轻的伊朗人玛嘉·莎塔比（Marjane Satrapi，出生于1969年，旅居法国的伊朗女作家，著有《我在伊朗长大》（Persepolis），一套4本的连环画，述说了一个伊朗小女孩在伊斯兰革命时期的成长故事）把她的童年画成了连环画，找到了自己的意义。对于另一个人来说，这种意义可能是政治；对于其他的人，它又可能是心理学。
■ 你认为有一天你会完全讲出你的故事吗？
可能不会。也就是说，我还是觉得自己很可怕，因为我有一个可怕的童年。一旦这样的故事被公之于众，我们就被置于大众目光之下。那么，它就越来越不关乎我自己……但我还有一个私心——我有时候喜欢在谈话中，就像今天这样说到我的逃避，这甚至成了一种乐趣，但要收集所有的回忆写成一本书，我觉得我做不到。这也显示出问题还是没有完全了结——如果它真的能了结的话。而让被我称为“自我代言人”的人说话，这可以。我的故事，我用别人的经历去讲述，而他/她自己并不知道！
动物行为学
“在高中的时候，我就对动物心理学感兴趣了。当美国心理学家哈利·哈洛（Harry F.Harlow）发表了他的研究之后，我就想，人们可以分析一只小猴子如何学会去爱：首先，被母亲呵护而得到的安全感，给了小猴出去觅食和探索世界的勇气。哈洛说，他的作品是基于弗洛伊德的理论——爱是建立在食物之上的。感谢猴子，在我很年轻的时候，让我发现了精神分析学。”
《老人与孩子》（Le Vieil Homme et L’Enfant）
克劳德·贝里（Claude Berri）导演，1967年
“这部电影很好地阐释了我在书中提到的恐怖分子理论。米歇尔·西蒙，当面对犹太人可憎的表现时，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杀死他们。但当他遇到一个犹太小男孩，却开始照顾他。孩子把西蒙变成了好爸爸。因为西蒙可能在二战前获得了自己母亲在消失前毫无保留的爱。一个被狂热憎恨控制的暴躁老头子，本来可能把这个孩子置于死地呢。”
神经照相术下的大脑
“在大学学医的时候，别人告诉我失去的神经元永远都在，‘被改变的大脑是无药可救的大脑’。一下子，神经外科学停滞了。
今天，由于大脑的可塑性，神经外科学证明了我们不应该成为决定论者。精神分析学家和神经科医生合成了‘神经精神分析学家’，但很少有人有精神分析和神经科学的双重背景。更不要说我们还在用割裂的思维把身体和精神分开了。在我看来，合并是未来的大趋势。”
《怪物自传》
作者：Boris Cyrulnik
法国Odile Jacob出版社 2008年
定价：22.50欧元
对于那些曾经经历过非人道事件的人来说，讲出自己的故事是必须的。但当地的文化必须对此有重新认识，而且鼓励这种讲述。一本充满了鼓励的书，但又严谨地探讨了恶的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