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个可以被称为“先生”的女人，她以自己的方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叙事者。
1月8日，北京亮马桥老河岸咖啡吧。外面，北风那个吹。里面，我们和崔卫平一起过了一下午公共生活——她说，采访和接受采访也是参与公共生活。
她的正职是北京电影学院基础部的教授，而“公共知识分子”，则是大众给她评的职称。因为她发出的思想的声音。思想是什么？在前不久出版的《思想与乡愁》这本书里，她在后记中说：“我的工作道路始终都在说明，思想其实就是处理自身黑暗，处理自身的盲点，思想就是自我教育。”而她，一直“站在亮起来的公共生活中”——这是她喜欢的女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说的。
“我比较倾向于将目光投向那些看不见的暗处，敏感于那些晦涩的和缺乏光线的领域。如果能够将一个难以言传的感觉清晰地表述出来，这在我是莫大的喜悦。将那些纷乱的思绪整理出一个秩序，将没有规则的东西提取为形象；把仅仅是萌芽的想法，培育为一棵看得见的大树，这是我真正的使命和宿命。”
然而我们在文字和思想中认识的崔卫平，在面对面的采访中，给了我们很多想不到。
一是惊讶：她竟然很贪玩！本来采访是约在她家的。那天风特别大，能刮倒瘦成片儿的人，又冷，她说自己不想出来，还问我：风这么大，你真的要来吗？我大义凛然地回答：没有问题！约好了下午3：30到她家。然而中午她突然又打电话给我说，“我还是想出来玩玩！”当她赶到老河岸，才发现，她的一只脚走起来一崴一崴的。
二是惊艳：原来她这么有女人味！半立领的朱红色上衣颜色很正，小V领处还低调地闪着亮光。完全素颜，脸上却有一种坦荡、干净、坚定的美丽。
三是惊奇：她竟然那么怕耗子！她曾打过110，因为被家中发现的那只耗子吓得不敢动了。110警察问她，可否描述这只老鼠的大小，比如多长。她问：包括尾巴的长度吗？是的，包括。“一根筷子那么长！”……110警察态度非常好，不过没有出警。
她很爱大笑，也很爱喝酒，如果能够喝酒，同时畅谈，就更加快意。她说，胃不好，用姜片泡水，喝了整整一个夏天，非常管用，治好了。治好的标准是什么呢？“喝了一冬天的酒，完全没事。”所以我们那一下午的采访是就着红酒完成的——红酒是咖啡吧老板赠的。
最后一个想不到是：崔老师并不很能说。当她在文字中谈电影、谈小说、谈公共生活时，她是自由的、广阔的和有力量的，而且她喜欢伍尔芙式的有如电影院隔排打招呼的长句式，而她说出来的，较之她的文字逊色。崔老师自己也说：“我更适合写。”崔卫平的思想，尤其适合在阅读中相遇——送给崔老师一套吕胜中的《意匠文字》，就是因为她赋予了她使用的每个汉字以灵魂。
《心理月刊》：您是被“看见”经常发出声音的公共知识分子，特别好奇的是，在你个人的命运中，这有什么必然性？
崔卫平：我自己觉得，公共知识分子，它不是一个职业。我把你的话调整一下，在“公共知识分子”之前，我觉得我还是有自己的专业，而且我很看中我自己的专业——我受的是文学训练，我在电影学院工作，这个工作是跟想象力有关系的，我觉得我们在看待社会现象的时候，必须是带着专业的积累、专业打磨的练达的眼光，有一种洞察力。
另外，我觉得，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不是表态，不是呐喊，而是需要能够深入到某一个隐蔽的视角，发掘某一个未被谈论的、隐蔽的、但是不可或缺的立场，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看清楚别人没有看清楚的东西。在公共平台上面，有些话别人说了，我觉得这个时候没有必要我再去说。我要说什么呢？就像现在这个桌子，我们要把公共平台做大，说一些别人没有说过的话，发现别人还没有发现的角度，要做这块。
您特别强调“自身建设”，为什么这对您来说是特别重要的？
其实我既属于古典主义，也属于浪漫主义。比如，我作为古典主义者的倾向，表现在我相信，人是有局限的，而且我认为人是有很多与生俱来幽暗的一面，人需要不断地改进自己。同时我又是浪漫主义者，我觉得社会是很丰富的，个人也可以很丰富，人的一生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一个各种潜能的打开过程。
还有就是人要处理好自己。我们有很多社会问题，都是人做出来的，他们没有oneself的概念——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实际上，oneself这个概念，就是人和自己的关系，人知道这是自己，就是知道我做的动作，知道我说的话可是你看到，有的人不知道自己说的话，不知道自己做的事。
看您对电影的解读，其实就是看里面的人性和人的命运。
对，始终有一个对人性的反思在里面，这也是慢慢被训练成的，对我来说是一个专业立场，提供平时不被人们看见的东西，这是一个工作方法吧。
您曾说过：没有成色十足的公民，就没有成色十足的生活，就没有成色十足的政治，这个成色十足是什么？
就是不要太青涩。
包括什么？
我不能说成色十足包括哪几项，如何从青涩到成色十足。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看简·奥斯汀的小说，人一开始就是比较冲动，比较青涩，或者有很多傲慢和偏见，就是不清晰、混乱、混沌、偏激，一个人避免不了这个。我讲成色，就是需要打磨。首先我们的生活需要打磨。讲公民和政治的话，我指的就是要对话，对话和协商。睿智的耳朵才能听见睿智的话题。
这个“成色十足”也包含良知，对吗？
对。我觉得良知就是分寸，就是我们的一种判断。如果认为良知就是道德性，也行，但是它还有一个就是分寸，是两个方面。你可以看到，有的人很有道德性，但是他/她说话特别凶猛，他们每次都是失去了分寸。分寸不对。
当我们面对一个具体的人的时候，不是在具体地面对良知吗？比如，当城管面对一个进城卖菜的大爷，却能够连踢带踹，这个时候良知为什么不起作用呢？
我不认为良知是万能的，人是要打磨的。一个人，越是应用良知，良知就越敏感，良知的声音就越清晰；一个人越不用良知，他在工作里面把良知拿掉得越彻底，他的工作就可以越成功，但是他就越来越不知道人生还有良知。
在您的眼中，我们有成色十足的公民吗？韩寒是一个吗？
我有一篇专门写韩寒的文章，讲他从私人的完美性走向公共人文精神。韩寒他有专业身份，他写小说，他首先作为小说家、而不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发言的，小说是他的立身之本。我老是说专业，不能说你没有专业，你就是一个公共的知识分子，我觉得这样很可怕。像韩寒，他很专业，他在专业里面能够修正自己，然后能够安身立命，也是他自由的保证。然后呢——比如说，韩寒是赛车手，这多酷呀！
就是您说的私人的完美性。
对。不光是专业，我还是说练达这个词，像韩寒，你看他写的博客，我觉得那是很不容易的。
您经常去看韩寒的博客吗？您说“很不容易”，是从什么角度说的？
我不特别到他的博客去看，韩寒的文章传得满天飞嘛，邮箱里面也会有。我觉得韩寒（博客上）的这些东西，比写小说难，就像我写政治评论，都要更难。因为我做专业文章，可能只有100人看，只有100人给你打分和提意见；但你说公共领域的，就有几十万上百万上千万人看，这个压力有多大？要把你的话说得妥帖，让他们都可以接受，还要有很多很多的立场和他人的角度纳入进来——其实我还是讲自身建设，我们需要很多资源。我刚才说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都是属于自身建设，做好一个公民也是自身建设的一部分。
在私人的完美性和公共精神之间，前者是基础？
可以这样说吧。
韩寒的公共精神，您能总结一下吗？
韩寒有很多公共生活的实践，他不局限自己，他把视野放到自身之外去，就是参与公共生活、公共事务，发表他的看法，及时发表评论，这些评论也是很中肯的，很有力量的。
从个人体验和我们的观察，今天我们很多人可能有点自觉地远离公共生活。您对当下人们参与公共生活的观察是怎样的？
我采访采访你。你说说，你为什么要远离，为什么还要自觉？
也许是一种无力感？像我个人的远离，我认为是一种自我放逐，但其实我的眼睛还是看着公共生活，而且你做媒体，也不可能远离公共生活，你能够感受到整个时代的波动、变化、冲突。但很多时候，“围观”也不能改变什么，那就转而去努力实现自我，关注个人生活体验，就像您说的，把私人的生活过好——我想这是有很大的代表性的。
但你是学政治学的，你知道在古希腊，在城堡里面的生活才是更高的实现。
对，那种文明形态真的很有趣。
其实中国过去有这种传统，就是在社会事务中实现自己更高的本质。现在要问的是，仅仅把私人生活过得更好，就完成了完美的个人了吗？……我1990年代初的时候是个人主义者。那个时候，我在电影学院里面当老师，中国刚刚出版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本书讲的就是消极自由。还有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1813～1855），他把“个人”作为一个“只身通过的隘口”，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是最狭窄的“隘口”，人经过这个“隘口”之后，在任何情况下，你自己都可以作判断和选择，就是仅仅对自己负责！经过这样一个“隘口”以后，人是有力量面对一切的。
真正的个人主义者有力量面对一切。
反之他就不是个人主义者。比如说这个观点，他觉得是对的，他自己去表达，他就自己去承担，我不一定要拉上10个人或者是100个人垫背。比如我，我不会以别人的响应或不响应，来判断我做的事情的对错，因为我自己有衡量的标准。
这个自己的衡量标准是什么？
我认为是对的！我可以从孤独中走来，我仍然可以从孤独当中走下去。
“对我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换血和输氧的过程。”“1988年，我写了《重读〈罪与罚〉》一文，这篇文章中的东西奠定了我此后思考的基本方向。”（据《思想与乡愁》整理）
崔卫平重要著作
《思想与乡愁》
作者：崔卫平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10-11
定价：29.00元
重在探讨当今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价值理想以及如何拥有恰当的现代美学眼光。议题包括当代美德、人文精神、人性的幽暗意识、文化现代性等。
《我们时代的叙事》
作者：崔卫平
花城出版社 2008-09
定价：35.00元
力图阐述1949年之后的中国电影如何讲述中国社会历史现状，以及这种讲述与社会历史本身的关系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