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志红，北京大学临床心理学专业硕士毕业。曾主持《广州日报》“健康·心理”专栏,担任广州薇薇安心理咨询中心心理专家、恒缘心理咨询公司专家心理咨询师,后成立武志红心理工作室。著有《解读“疯狂”》《为何家会伤人》、《7个心理寓言》《为何越爱越孤独》、《梦知道答案》等书。
时间进入2011年，又一个文革忏悔者出现在公众面前。1月4日，59岁的王冀豫走进凤凰卫视陈晓楠的《冷暖人生》演播室。42年前，16岁的北京军队大院子弟王冀豫在文革武斗中打死了19岁的青年王岩宏——事实上，王冀豫更早是在2010年第5期《炎黄春秋》上忏悔的，他公开发表了《背负杀人的自责》——
灵魂深处总有些东西根深蒂固，冥顽不化。但理性还是反复清晰地告诉我：“你是罪人！”一个“性相近、习相远”的人世间，为什么盛产这么多仇恨？忏悔是不够的，也许这一切需要几代人的反省。
在王冀豫之前，63岁的前红卫兵申小珂向87岁的老师程璧忏悔。他在文革中，曾经踢过这位老师一脚。但忏悔仅仅是王冀豫和申小珂们需要做的事情吗？
《非诚勿扰》里，葛大爷由幼儿园起“忏悔”，直到日头都落了才说了三分之一，以至于神父认为他的小教堂装不下他的罪恶——这有点恶搞“忏悔”，但也说明忏悔在当下生活的可能。《心理月刊》出版人李PP曾在专栏中写下《路上的忏悔》一文，一位读者专就这篇文章写信给我们：“忏悔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但是忏悔不是仪式，不是让自我解脱和放下心灵重负的仪式。忏悔是一种对自我的认识和约束。”“我只担心，当忏悔成了习惯，成了解脱的惯常手法，当忏悔成为摆脱苦恼的方式，我们是不是会更容易原谅自己，更容易陷入一次次原谅自己、解脱自己的怪圈？”
然而“忏悔”，对于中国人来说终究更加沉重，也是一种非日常的精神生活，而且“忏悔”一词我们并不经常使用，一旦使用，就意味着非常严重和严肃，我们也许更愿使用内疚、后悔、自责、反省等。关于忏悔，社会学家、文化批评学者、历史学家以及宗教家都有阐述，但其中仍有许多需要厘清的层面。我们向心理咨询师武志红发出了12个关于忏悔的关键问题。这里就是他的个人思考。
■ 中国人存在着需要集体忏悔的事件吗？
那当然，我认为，我们需要集体忏悔的事情有无数件。不光是文革10年，其实是很多很多，不可计数。甚至，那些越是让我觉得无比辉煌的，就越是需要忏悔，譬如那个著名的说法“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就是一个很需要忏悔的事情。
看柏杨写的一本历史书，讲到一个故事，说汉(抑或唐，我记不清了)的一个将军，他承诺一个少数民族的城池如果投降就如何如何，但那个城池真投降后，他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城池的女主人跑到一个高塔上，诅咒整个大汉民族。那个诅咒极其恶毒，而很多地方似乎真应验了似的。
我常想，世间有真正的正义在，假若因不义而强大，且不义多若繁星，那么这些不义势必会反噬其身。在我看来，我们的历史文化中，这些隐藏的不义堪称多若繁星，它们真的需要我们反省，而反省总带着点忏悔的味道。
但反省未必就是哭天抢地，比如房龙的《宽容》一书，说基督教的发展历程，一开始是不宽容战胜了宽容，我觉得就是很好的反思，而西方这样的反思者很多，可以将此理解为集体忏悔。
西方伟大的忏悔者很多，但写《忏悔录》一书的卢梭不在我说的忏悔者之列，我觉得苏格拉底、陀思妥耶夫斯基、梭罗以及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等人都是伟大的忏悔者。这些忏悔者，他们都超越了恐惧，他们的反思与忏悔发自内心。
■ 针对什么，我们才会说“忏悔”这个词？
忏悔这个词，由别人说给你是没有用的，除非是你自己想说，否则，那不是忏悔。
看百度的贴吧“忏悔”，我看到的不是忏悔，而是一种罪责，或者说，是一种自我批评。自我批评的关键是恐惧，假若一个人没有必要恐惧，或者，他能轻松将恐惧转嫁给别人，他就没必要作自我批评了。那些作过自我批评的人，有谁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在我读过的那些自我批评的文字中，颇像“忏悔”吧里的文字，让我个人觉得，那不是忏悔，而是一种权力压力与道德压力下的惶恐。
这个惶恐的意思是，我如果不自我批评，可能会有惩罚与噩梦降临在我头上，所以，我愿意自我批评。不会有惩罚与噩梦降临在人头上的，他就不需要自我批评。除非，你发自灵魂深处真觉得，我错了，我有罪，忏悔才会发生；否则，忏悔将不可能。
■ 如何区别自我批评与忏悔？
我想，作自我批评的人是一种焦虑与惶恐，是惧怕被惩罚，而作忏悔的人，是真正感觉到了别人的痛，这别人的痛好像痛到了自己灵魂深处，与自己的痛毫无两样，而要命的是，这个别人的痛还是自己制造出来的，所以，“我忏悔”。
忏悔，这个词汇源自佛教。忏，是请求别人原谅；而悔，是自陈其罪。但我想，这样的解释还不足以说出我心中对忏悔的理解。其实，佛教对忏悔的经典解释——至少是我看到的几种，都藏着一个含义——忏悔了，就可以避罪了。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是，罪就可以有机会关闭了。这些说法，我觉得都有惧怕惩罚的含义。真正的忏悔，是源自爱与理解，而不是源自惧怕。
有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中国人，你为什么不忏悔》，是从神学角度给予中国人不忏悔作了解释，观点我很赞同。当然，我更赞同从心理学上给予如上解释，中国人因为恐惧而作的自我批评比比皆是，但因为爱与共情而产生的忏悔则相当罕见，我甚至都觉得在中国历史上从未见过。
忏悔是时时刻刻都需要的，假若你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心，而看到自己真实存在的罪，你自然会忏悔。但假若不能真诚面对自己的心，也不能真正看到自己的罪，而是在别人的压力下才被迫看到，是不会忏悔的。
■ 我们曾有过伟大的忏悔者吗？他们是谁？
很遗憾地说，也许我没有读过真正的中国历史，反正在我的历史视野中，我没看到谁可以称为伟大的忏悔者。如果只说超越恐惧的话，那么老子与王阳明可以说是，但他们好像连忏悔都超越了，所以没什么好说的。
屈原绝不是伟大的忏悔者，他的《天问》与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都有同样的含义，是一种对“天子”的抱怨，其中有浓烈的惶恐与委屈感，根本谈不上是忏悔。
或许，在中国的儒/释/道中，儒家中是找不到我以为的伟大忏悔者的，因为我觉得他们其实都被恐惧给抓住了，他们假若反省的话，那也多是道德压力所致，而不是出自爱与共情。譬如，曾国藩进行严厉的自我批评，这在我看来根本不是什么忏悔，而是向心理学说的“超我”的屈服，它是一种精神上的分裂，谈不上伟大，甚至丝毫感动不了我。
■ 忏悔的心理机制是什么？
只有爱与共情能力才会产生真正的忏悔。
现代的精神分析学派——客体关系理论说，婴儿如果得到比较好的照料，在出生3个月后就会从所谓的偏执分裂期进入抑郁期。进入抑郁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婴儿开始具备内疚的能力。因婴儿看到了妈妈的真实存在，或者说，他与妈妈建立起了“我存在，你也存在”的真爱关系。如此一来，假若他攻击了妈妈，他会内疚，因为他知道妈妈会痛，他甚至会感受到妈妈的痛，所以攻击妈妈也等于攻击自己。由此，攻击别人的倾向就得到了限制。
文革期间，我们整个民族都集体陷入了偏执分裂，这说明，可能我们整个民族的心理集体退行到了3个月婴儿的阶段。一直以来，真正的忏悔没有发生，那也可以说，是因为我们民族的心理一直没有明显进化。假若申小珂们会集体出现，那我们就可以欣慰地说，我们民族终于整体进化到抑郁期了。
■ 忏悔有用吗？
忏悔非常有用，我想，西方文明一直在进化，关键就是西方有许多伟大的忏悔者。
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老二问老三，杀死一个小女孩可以让整个世界得救，这可以吗？老三犹豫了一下，小声但很坚决地说：不可以！
如果这种忏悔在中国出现并得到共识，现在四处盛行的强拆也许就不会发生了，至少它们不会那么理直气壮。
不忏悔的话，心中的毒瘤就会扩散，扩散的机制，可以称之为“替死鬼心理”。
这也是我们文化需要反思乃至忏悔的一个传说——如若有人自杀、溺水或难产而死，他/她的灵魂将不能超生，除非他/她诱惑另一个人以同样的方式死去。替死鬼心理在我们文化中大肆流行，与其相匹配的，是将罪恶合理化。假若说，因为身不由己所以普通的加害者可以原谅，那么，一旦再有类似的事件出现，那些普通的加害者又会泛滥成灾。
另一个类似的故事是，因为孝道没有被反思乃至被忏悔，所以我们民族恶劣的婆媳关系一直整体性地延续下去。延续的关键，是一个又一个的婆婆在玩替死鬼心理——当年我那么痛苦，现在你也得受一遍，而且方式必须与我的一模一样我才高兴。与这个替死鬼心理相匹配的，则是孝道一直是绝对不可动摇的山，因为这座山的绝对不可动摇性，替死鬼心理才会在婆媳关系中延续，而一旦孝道这座山可以很好地反思了，我们可以整体上认为，媳妇和婆婆是平等的，那么苦难就不必非得向下延续。
■ 忏悔是一种日常的力量吗？
当你具备了爱与共情能力时，忏悔会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发生，它们很普通，只是看起来没有那么宏大，所以好像不需要用忏悔这个词而已。
■ 忏悔需要被宽恕以及被公开吗？
真正的忏悔者不会恳求对方的谅解，因为这种恳求会给对方带来压力，而可能会扭曲对方的反应。并且，如果期待被谅解，一旦对方不谅解自己的话，那忏悔还常常会带来恼怒。
在基督教的哲学中，宽恕这个词是不能用于人身上的，只有上帝才具有宽恕的资格。人向上帝请求宽恕，这个倒是可以的，但这个宽恕，也不是出自恐惧，是希望能用爱去弥补过去的罪，而不是祈求消除自己的罪。
■ 阻止忏悔的力量是什么？
一个人不想进行自我批评时，他就会忍不住去批评别人，就好像将自己的内疚感转嫁出去了。但是，这是一个幻觉。因为他很快就会发现，内疚感还在自己心里，甚至还在积累。
我想，这是文革逐步恶化的心理机制。忏悔，需要将这一机制逆转过来，这时，那些累积了太多罪恶感的人就需要很艰难的努力。所以，这真的很不容易。
延伸阅读
朱大可：“必须率先启动记忆程序”http://blog.sina.com.cn/zhudake
“一个结构完整的忏悔体系，必须率先启动记忆程序，全面澄清历史真相，辨认每一个重要的历史细节，否则，任何忏悔与道歉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宣称，真相是通往和解的道路。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为了防止加害者颠倒历史事实、制造大规模失忆或选择性记忆，就必须启动个人/集体记忆，展开精微的田野调查，还原历史原貌，并以这种经过反复检验的真相，作为忏悔、追问和启蒙的认知前提。”《无比艰难的道歉——中国社会的忏悔机制》原载2010年12月28日《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