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山谷之家：“生活在一起，但每个人都在自己家里”
采访：Pascale d’Erm
摄影：Pierre Hybre
几个月前新搬来大巴黎区“山谷之家”（La Maison du Val）的贝阿特丽丝和雅克，对这里一见钟情。他们买下一套面向莫冬镇（Meudon）的公寓，也同时买下了一种生活方式。
“山谷之家”是所有向往集体生活的人在21世纪的参照模式。贝阿特丽丝解释说：“我们不仅仅是自己公寓的业主，还是250平方米公共 区域的共同业主，陶吧、音乐室、大晚餐室……”总共7个功能各异的区域。在最初的设计里只有一个托儿所——已经有20多个孩子在这里长大。如今，这里不仅有一个合唱团，有各种艺术展览，提供瑜伽课，甚至举办音乐会、公共辩论，等等。贝阿特丽丝接着说：“尽管没有太多的空闲时间，但我们决心参与其中。我们报名参加了自治理事会下面的好几个工作委员会。”很快，夫妇俩进入了山谷之家的核心管理层。他们的日常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因为这里有很多城市公寓楼所缺乏的人际交往。
■ 在集体生活中实现自我
山谷之家大楼的历史始于1980年，源于由同一种价值观联系起来的10多个家庭。年轻的退休者阿兰回忆说：“当时，我对埃玛纽埃尔·穆尼耶（Emmanuel Mounier）的集体个人主义思想推崇备至。至今我仍然相信，在集体生活中可以更好地实现自我。”
“生活在一起，但每个人都在自己家里”，这个原则只有在一栋量身定做的大楼里才能实现。阿兰回忆：“在内部格局的设计上，我们有太多不同的意见。没有任何一间浴室坐落在另一间浴室的上面，可想而知，这对于上下水的设计和施工实在是一场噩梦！另外，我们还要为公共空间的位置、面积和功能达成一致建筑师仔细询问了我们每个人的要求，花了足足18个月才完成设计！他差不多要揪光了头发，才作出一个大家都接受的方案。”
经过12个月的建设，“山谷之家”终于呈现在人们面前。大楼临街，正面只有简单的粉刷，毫不起眼。你只有转到朝向花园的那一面才能看出其特殊之处，大楼的立面由砖砌成，有玻璃幕墙和全部贯穿的木质阳台，大楼四周环绕着绿色草坪，其中点缀着一些乒乓球桌和秋千。
■ 分享到什么程度？
对山谷居民来说，住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实现自治居住的理念，即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家里，同时对集体、对外界（莫冬镇）开放的居住方式”。卡特琳娜坦言：“嫁接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许多。大楼外面的老街区和我们的文化有很大差异。”
好在时间弥补一切，“山谷之家”与周围的居民逐渐增加了交流，但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大楼对于我们孩子的伙伴们非常有吸引力。我们的孩子有时候会抱怨不能打乒乓球，因为桌子被楼外的孩子占据。对外开放是我们的初衷，但在日常生活中，这并不容易。”最近，分享的哲学因为生活成本的升高而需要被重新审视。
■ 孩子，共同教育？
在山谷之家度过少年时期的朱丽叶说：“对每个人受的教育进行比较，我们可以消除疑虑。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们缓和自己对父母的抱怨。但是每个人都必须融入到孩子团体中去，并非总是轻而易举的。”
另一个山谷之家的孩子杰雷米补充道：“我们当时很自由。但是必须找到自己的坐标，理解成年人和孩子团体的运转机制。”
“我们为相邻两家的孩子房间设计了合用浴室，但孩子们很反感。可是，他们有时候会用别人的衣柜。但是当孩子们为了这种事发生争吵时，他们不会指责对方‘你应该先征求我的同意’，而是说‘你在还给我之前应该擦干净！’这证明分享的原则对他们来说完全不是问题……”
卡特琳娜则说：“吃饭时，总有别人家的孩子跟我们坐在一起。我有时候很伤脑筋，但仔细想想，无论对于那些没有太多成年人可以交流的孩子，还是没有太多孩子去爱的我们，这都是一笔真正的财富。”
■ 一起度过老年时光
30年来，尽管山谷之家发生了很多改变，孩子们长大后离开了，父母们到了退休年龄，但集体生活的精神并没有改变。阿兰总结说：“各个工作委员会仍然保持着活力，但不仅仅如此。我们这些家庭之间维系着很浓的感情，比朋友的情谊更深，更接近于一家人的感觉。”
每个月一次的大聚餐是一个大家极为重视的仪式。他吐露：“有时候，我们甚至会一起去度假，一起在法国南方租一栋房子。”贝阿特丽丝则表示：“我们真的可以依靠别人，而又不让自己的私密空间受到打扰。每个人都保留了个人利益，但又总是将其与集体利益融合在一起。”
西班牙瓦尔登7号：“这是一个亲密无间的社区，通过交往可以认识所有人。”
采访：SUZANN WAI ES
摄影：PEDRO PEGENAUTE
位于巴塞罗那的瓦尔登7号（Walden 7），1974年由加泰罗尼亚建筑师理查德·鲍夫里（Ricardo Bofill）设计。住宅区里几千名住户在当地被叫做“瓦尔登人”。
瓦尔登7号坐落于城市西面，马德里至巴塞罗那的主干道旁，在周围丑陋不堪的现代工业区中脱颖而出。这个构想与其说是一个住宅建筑的练习，不如说是一个社区生活的试验——以对抗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1892～1975）统治期间全国迅速涌现的人情味淡薄的高层公寓楼。小区的名字显然是受到美国改革家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F. Skinner）关于试验社区的小说《瓦尔登2号》启发，而小说本身的灵感源于亨利·梭罗 1854 年的经典作品。
“构筑您自己的情景和画面，打破别人所说的现实与乌托邦之间的隔阂。”瓦尔登7号的地下车库中巨大的牌匾上，印刻了大量诗词，这是其中的一首。这些诗的作者是诗人何塞·奥古斯丁·戈伊蒂索罗（José Agustin Goytisolo）。在建设瓦尔登7号的过程中，他和艺术家、音乐家、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思想前卫的自由主义者们一起成为鲍夫里团队的一分子。鲍夫里位于Taller的办公室和家就在瓦尔登7号隔壁，在从前一个水泥厂的秘塔内。起初，鲍夫里的许多朋友和同事相信瓦尔登之梦，成为那里的居民。这三大工程在一起有点像鲍夫里朝圣地。尽管它们离市中心很远，仍经常有建筑系学生和好奇的人们前来参观，欣赏鲍夫里最后一件伟大的非正统作品。
瓦尔登人苏珊娜·佩拉在这个小区住了12年之久，她向我们解释大楼为何被视为创意热土。“小时候，我住在那边，”她指着一片高耸的楼房说，“那时，很多艺术家住在瓦尔登7号，这里享有‘波西米亚’声誉。我经常对自己说，等我长大了也去那里住。”如今，佩拉是小区节日庆典委员会的主席。这是一个非常西班牙式的概念，每位邻居都有一个类似的头衔。她负责安排文化活动日程，这些活动能让社区团结，让原有的创意精神保持活力，尽管她承认几十年来这一精神丢失了很多。“一切都变了，”她哀叹道，“许多老住户不断地搬走，新搬来的多是些年轻的专家，40%是租客。”
瓦尔登7号的大门口是一个巨大的室内庭院，有光彩夺目的青绿色立柱和水景。14层楼就像是一个开放的通道迷宫，总长5000米，7座塔楼之间由18座桥相连。它的“街道”都是以乔伊斯、卡夫卡、爱因斯坦等重要学者的名字命名，桥梁则取名为“叹息桥”。公寓本身设计为30平方米的模块。居民可以选择购买1个单间或最多4个复式的模块。当有人搬走时，邻居们也有机会扩大面积。由于隔墙大多不是承重墙，因此可以轻易地拆除。“就像乐高一样。”佩拉说。
对于大多数瓦尔登人来说，大楼最惹人喜爱的特色是屋顶。屋顶有两个游泳池，可以看见四周克塞罗拉群山的秀丽风景。这里一直作为会客的地方，是个完美的社交和庆典场所。在令人陶醉的1990年代早期，美国作家Richard Schweid曾住在这里，并有着非常美好的回忆。“这绝对不是一般的公寓楼，”他说，“这是一个亲密无间的社区，通过交往你可以认识所有人。实际上，居民们都很少锁门。我很享受这个环境。”
那么，鲍夫里的社会理想实际上保留了多少呢？以前的社区美发沙龙和咖啡厅依然在，还有一座小型图书馆和一块充满趣味的社区告示栏。
由于周围的邻居都已长大，孩子们不再到瓦尔登湖的露天广场玩耍，也不再围着走廊玩捉迷藏。最后和许多封闭式小区一样，社会媒体促使真正的社会交往消失，而人口变化和流动性增加则导致集体割裂。
只有鲍夫里的建筑仍然是建筑学回应了“更理想地点和时间”所留下的辉煌遗迹。
中国：章虹的“绿色静心园区”之梦
采访：雪丹
我的生活理念不是现在这种囤积持有的方式，而是用一种更简单持有的方式，循环利用地做物资交换。能够参与到这里的人心智必定是成熟的，人格是健全的，有足够的能力去养育孩子。
我们设想可能有一个托儿所，也可能是用家庭的方式照看，孩子今天放你家，明天放我家，有点像“放养”。每个成员都有能力和义务去陪伴孩子成长，跟生活学习，因为每个人的文化背景、属性都可以带给孩子不同的东西。
还有一个要做静心的建筑。可能每家有一个空间，也可能有一个集体空间——静心在未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至少它是我们要做的社区的前提。另外，我们是有连接点的：每个人或者每个家庭，与自身的关系网不会切断，不是远离社会的。我们只是想重新选择一个空间，去设计、制造一个居住环境，回归自然的生活状态。
这个生活是有产能的，不是跟社会脱节的。我们想规划一些区域，用来做音乐会、艺术展等等。还有用来阅读和写作的空间，也有舞蹈、健体和游戏的空间，也有园区自产的有机产品，还有心灵疗愈的部分。生活在这里的人，可以写作，做艺术，有自由创作的状态。但这个“绿色静心园区”还只是创想阶段，没有落实，因为国内在用地上没有很大的自由度。
■ 王晖：“它使人群、场所和事件产生了关系”
王晖，建筑师，北京今日美术馆主持设计师
那个年代对建筑社会性的思考比现在更积极，特别是在欧洲。农业社会中人的活动范围小，一般不牵扯巨大的金额和风险，是没有合同的：我认识你，我爷爷认识你爷爷，我敢骗你吗？工业革命带来的结果之一是流动量大了，陌生人多了，这就造成个体之间的信任需要通过合约完成。这从社会结构上来讲，合约是起作用的。
但是从人的生活角度来讲，人与人之间产生了预防、戒备，人的信任感降低，势必造成人的居住环境越来越闭合。这一类建筑如果不说是反对，至少是发现了这样一个社会问题。它提供了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就会发生很多事情。这是人群、场所和事件的关系。
■ 对话 马晓威：“中国人还是想更独立”
马晓威，MASAA［马斯特优建筑设计（北京）事务所］及伦敦MA Studio Ltd设计事务所主持建筑师。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建筑系硕士，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学士。
◇ 你怎么看中国有人想去做这样的建筑？
马晓威：太多的建筑在中国不会是因为信仰而出现，往往是因为实际的需求。从这个角度讲，这是一件挺浪漫的事。中国和西班牙那个时期的建筑很像，人情味淡薄的高层公寓，可能我们最孤独的地方就是城市。
前面提到的这些建筑，都承载了人们逃离城市孤独的渴望。
当我们说一个建筑的时候，它里面装的东西、甚至它给你精神上带来的影响，其实都是建筑需要解决的问题。Architecture（建筑）从词根上来说，我感觉它是art（艺术）、technology（技术）、culture（文化）——人对于房子不仅仅有物理的，还有精神的需求。建筑应该包含多一点的东西，艺术性、文化性、精神性，等等。精神性更多的是指情感，人是需要有幸福感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感觉章虹不仅仅是做一个能把人装进去的房子，也有她的理想在里面。
◇ 中国人已经乐于和他人分享生活了吗？
随着全球化，中国人的自我意识觉醒多了。以前人们住大院，谁家谁家全混在一起，个体意识是很弱的。西方社会存在以个体为基础，但个体性并不排除他们的群体关系。个体性其实是群体关系的前提。因为一个真正的社区的构建，前提是个体性。当人意识到并尊重自己的和其他所有个体的存在，群体就比较容易建立。当没有个体意识、只有群体意识的时候，人的心底其实是不平衡的，群体就成为表象。现在中国社会正逐渐向一个更意识到自我的阶段发展，人会孤独是肯定的，但是我认为中国人还是想要更独立，更需要私密空间，正因缺乏，我们的城市和社区还没有达到高度分享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