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体曾把1978年视作新世纪的开始。因为这一年，中国改革开放，百废待兴。在此，我们邀请了三对父子（女），进行对话。父亲作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批上大学的人，对于那一段的记忆有着挥之不去的激情。文革结束30年后，他们的孩子也走进了大学，享受着由父亲们推动下的社会进步的成果。而这成果对他们生活态度的影响是什么呢？让我们从孩子们对于曾经让父亲们格外珍视的事物所抱持的心理，看一看时代的变迁。
学没上够
解玺璋 （同心出版社副总编）
我小学刚毕业，就赶上文革，课全停了。1970年，我被分到北京化工二厂，名义初中毕业，实际只有小学五年级文化。
我打小就爱读书，常常忘了吃饭睡觉。厂里的工人理论组是个好去处。在那里，我可以堂而皇之地读“灰皮书”。所谓“灰皮书”，就是一般人很难接触的内部读物。那时我整天穿着工作服泡在图书馆，根本不像工人，倒像是学者。在工厂的八年，我挣的钱除了买饭票，大部分买了书。
别看我们是工厂，但化工企业技术含量高，厂里一半是知识分子，他们都特别希望小年轻学文化，而且义务为我们补习中学课程。我师傅外号“老夫子”，戴着很厚的近视镜，《红楼梦》倒背如流。他在宿舍偷偷给我“上课”。怎么上呢？就是他背一句古诗，我跟着背一句。那时背的许多诗现在还能背下来，可见，越是偷偷摸摸学，越学得扎实。记得有个青工病了，他师傅愣从东郊跑到香山附近他家里，为他补课。那时的人就是这么一根筋。
1977年恢复高考，我差八分没考上北大新闻系。第二年再考，上了人大新闻系。那时的大学，学习氛围太好了，学生求知欲空前高涨。大家思想活跃，每个班都有墙报，讨论、辩论数不胜数，老师也是倾其所有，传授知识。
我记得写过一篇文章，四页，但后来老师的批注却密密麻麻写了七页。经常能看到学生和老师争得面红耳赤。但吵归吵，师生关系却很融洽。一次考试，全班都交卷了，只有一个同学还在奋笔疾书。老师也不催，而是站在一旁给他递稿纸，一张又一张，递了足有十张。很多同学都是从工作岗位考进大学的，即使同班同学，年龄相差竟有15岁。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个男同学刚有了孩子，书包中塞满尿介子，一下课就往水房跑，飞快地洗好，晾上，放学时再收了，带走。放学后我们谁都不回家，不回宿舍，而是成群结队到外面看书，学习。
大学毕业时，我儿子降生了，无奈，我放弃了考研。我怀念校园生活，因为我只念过九年书，小学五年、大学四年。我只能用读书来弥补这些。现在我的书房有两万多册藏书。坐在那里，有一种坐拥书城的感觉，充实，满足。要说有什么遗憾，还是有：学没上够，孩子没生够。
现代的大学让我失望
解宏乾 （中央戏剧学院大四学生）
我爸除了读书，没啥爱好，不喝酒，不抽烟。而我兴趣广泛，长大后，又迷恋上了电影和音乐。我房间里的DVD一千多张，VCD几百张，CD也有上千。这是我自己的财富。
我干什么都没长性，大学读完了，还是没什么目标，这也正是我的苦恼。我现在喜欢写剧本，但天知道我还会不会变。
高二那年，我喜欢上一个女生，但不好意思开口。于是，我开始写日记，把看各种杂书的感受记录下来，第二天拿给她看。为了吸引她，我拼命读名著，看电视里一些稀奇古怪的片子，尽量让自己的评论与众不同。那些类似于日记的文字，被我写得天马行空，不像任何文体，而且一直写到高考。
后来我爸无意中看到我写的东西，大吃一惊。他不知真相，就是觉得我大有长进，是可塑之材，不像从前，作文写得像检讨书。我受到了莫大的鼓舞，最大的收获就是高考作文还可以。
老实说，现在的大学让我失望，人与人的交往也过于功利。刚上大一我们就四处活动，寻找各种机会接活儿。大家都想利用这四年的时间，积累人脉，为走向社会做好铺垫。谁接的活多，谁的关系多，谁就牛。至于学业，尤其是公共课，完全可有可无，上课的人稀稀拉拉，逃课反倒成了一种正常现象。
学生热衷于接活儿，是上行下效，因为老师也忙着接活儿。有些老师上课照本宣科，心不在焉。这样的结果是四年下来，我们重实践，轻理论，更轻阅读。举个例子，电影《活着》，我们全班都看过，讲起来头头是道，但同名小说，没人知道。老师没给我们开过书单，学生也懒得读，所以毕业时，很多人的借阅证都是崭新的，一本书都没借过。
不能为祖国争光是我最大的憾事
马力 （北京崇文区体育局副局长）
我成长的年代，是崇尚集体主义的年代，没有个体。 集体主义就是社会的主旋律，毕业后当解放军和工人，是每个人的理想。
我父亲是1939年参加革命的老八路，后来当了工厂厂长。中学毕业前夕，我决定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于是，我没和任何人商量，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写决心书，去西藏参加祖国建设。那种冲动让人热血沸腾，完全没想过西藏的高原气候能否适应。那个年代的年青人，志向远大，但理想很虚幻，是那种看不见摸不着边的虚幻。现在回过头来想，太天真了。
虽然写了决心书，而且受到学校的通报表扬，但他们并没有批准我去。我只好到父亲单位的对口农村去“炼红心”了。8个月后，八一体工队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当专业运动员。我当然愿意了。
就这样，19岁那年，我来到北京。当时那叫一个兴奋呀，心里憋足了劲儿。那时我的人生理想，已经不再满足于当兵或当工人了。我满脑子想的，全是早日为国争光。因为我练的是跳远和跨栏，最能出成绩的时候应该在24岁左右，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去训练，去争取。
那时候，运动员的饮食并不讲究，营养也跟不上，毕竟咱们国家还穷啊。可我们训练的劲头却非常足。
虽然每天训练的时间已经安排得很紧了，但我们还是主动要求加练，每天如此。没过多久，我的皮肤就被太阳晒暴皮了，像长了牛皮癣，奇痒无比。每天训练后回到宿舍，我总是倒头就睡，连洗澡的力气都没了。
一次偶然的意外，我的脚后跟跟腱在训练中撕裂了。我知道，我要和我的运动生涯提前告别了。我哭得很伤心，但我不是为自己的伤病哭泣，而是为了不能实现为祖国争光的理想哭泣。我甚至都没想过，这么严重的伤病， 会不会对我未来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现在听这番话可能有些“假大空”，但如果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肯定能理解，那种理想破灭的难过真是千真万确。也许，只有我们这代人才能理解。
高考那年，我报了北师大体育系。我高考没沾体育特长的光，完全是凭自己的实力考上的。为什么考体育系？那时候我想，我要为祖国培养体育人才。虽然我自己不能为国争光了，但我的学生们能沿着我的理想前进。如果他们能为国争光，也算是完成了我的夙愿吧。就这么简单。
我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了生活
马连恋 （湖南理工学院大二学生）
我从小就特听父母的话，学习上既不拔尖，也不落后。总之，就是特普通。母亲是教师，父亲也曾当过教师。他们对我的管教一直很严。即便如此，小时候我最羡慕的，就是当老师的人。我觉得当老师特神气，一个人在讲台上指手画脚，下面一群黑压压的学生，眼睛齐刷刷地响应，多好啊。可上了中学，我的想法就完全改变了。
记得当时电视里正热播《还珠格格》，赵薇迷倒了无数观众，也打动了我。我觉得还是当明星爽啊，可以在戏里演绎不同人生，而咱普通人一生只能演一次自己，觉得有点“亏”。再有，当明星到哪儿都是焦点，特别光彩照人，特别神气。
当时，我正学电子琴和艺术体操，长相嘛，自认为也挺漂亮的。总之，我觉得自己方方面面，都特别适合成为一个明星，用现在的话说，是个“明星胚子”。
那时，父母给我的零花钱，我全部买了明星报刊、杂志。放学回家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假装学习，其实是模仿明星的举手投足，摆出一个又一个POSE，美，陶醉。那段时间我连夜里做梦都是当明星，真的一点不夸张。现在想来，太好笑了。
就这样没完没了做着明星梦，直到成绩开始明显下降，我才彻底慌了手脚，像突然挨了一闷棍。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被无情地打碎了。
我终于明白，当明星哪儿那么容易？有几个人能一夜成名？尤其后来我听说，我这种性格，内向温和，在娱乐圈根本吃不开。从那以后，我变得越来越现实，把所有的精力都转到了学习上。父母根本不知道，我还有过那样如醉如痴的明星梦。后来我的学习突飞猛进，他们还挺得意的呢。
去年高考，我想考外地。父母很惊讶，觉得我异想天开。他们说，我生活能力差，适应不了外地的生活。没错，我自己也一直这么想。但我说，正因如此，我才要出去闯一闯。我一直是在“温室”中生活，没吃过一点苦。
所以，当我得知考上湖南理工学院时，不但兴奋，简直是夜不成寐了。这是迄今为止，我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了自己的生活，很有成就感。
诗，就是我的青春“情史”
孙郁 （鲁迅博物馆馆长）
刚懂事时，我就知道自己“与众不同”。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小朋友好像时时刻刻在提防我。无论他们在玩什么，只要我一靠近，他们便一哄而散，这让我很困惑，也很自卑。渐渐地，我的性格开始变得孤僻，少言寡语，像个小大人。直到现在，我只要听到“前途渺茫”四个字，就会不自觉地联想到自己的过去。
那个年代对我来说，既惨烈又温情。惨烈指社会大环境，温情是指民风淳朴。
那个时代，人们表达感情，包括爱情，都是博大宏观，放眼全球的，唯独没有个人的情绪在里面。有件事情我还记忆犹新。下乡时，我看见一匹大马和一匹马驹在草地上形影不离，那场景很温馨。我就问旁边的老农，马是在哪儿下崽的？我觉得问得很正常。不想老农却哈哈大笑，腰都直不起来了。开始我莫名其妙，后来才想到是问到了生育问题，马上脸红了。想想吧，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个二十多岁精力充沛的大小伙子，却连起码的繁衍知识都不懂，都无法谈论。可见，那时的人性被压抑到了何种程度。
到了大学，关于恋爱的最夸张的说法，就是有人宣称，只谈四年恋爱。毕业后大家分道扬镳，爱情成了一种“合同”，人毕业了，爱情也跟着“毕业”。上大学后，我谈过一次恋爱，前几天刚刚分手。他是我高中同学，高考前两人就有那么点意思。去年“十一”他到浙大看我，就那么好上了。他在北京，我在杭州，属于“两地分居”。这是我的初恋。
平时，我俩的交流就是电话或是上网。我俩通话后，会约好下次通电话的时间。但他常不守时，手机不开，害得我一等就几个小时，晚上睡觉都睡不好，生怕他出什么意外。几天后他又会突然打电话来，让他解释为什么失约，他却没事儿人似的，说“忘了”，语气轻飘飘的，没一点抱歉的意思，这让我很生气。后来我干脆赌气，不接他的电话。独生子女就是这样，谁都不会在意对方的情绪。即使注意到了，也不当一回事儿，完全自我为中心。渐渐地，双方都觉得没劲。今年放暑假，我回北京跟他聊了一次，就吹了。
感情上的事我不怎么跟父母说，我不愿意父母知道，然后掺和进来。这是我自己的事，完全可以自己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