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生命、生活中的挫折与困苦，有人退缩、怯懦，有人却可以面对、承担。陈晓楠、麦家、田惠萍与我们分享了他们关于内心的力量的秘密。
“所有人都在找自己活着的价值”
在凤凰卫视网站上，有这样一段节目介绍：“冷”是寒冷、饥饿和黑暗，“暖”是底层人物顽强的生命力与他们心中那一抹希望。正是这种在人性层面的追求，让《冷暖人生》的节目获得了芝加哥电影节“艺术与人文贡献雨果奖银奖”。与300多个典型人物深度沟通过的陈晓楠，她是怎么看待这种内心的力量的？终日生活在厚重的生命故事中，她自己力量的来源又是什么？
陈晓楠，凤凰卫视新闻主播、《冷暖人生》主持人。
在这个虚无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在寻找意义
我一直相信，人是有本能的生命活力的，而这个力量往往是善的。
我曾经采访过一个离家出走的少年。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做了错事，进了监狱。出狱后，找不到事情做，快要饿死的时候，一个大妈给他包子吃。吃完包子以后，他马上有劲儿了。可是，你猜他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报复社会！他抢劫，沉浸在暴力的快乐中，觉得自己就像上帝一样看着路上的人，因为他们的命运在他手里——他决定放过谁，去抢谁。后来，他再一次入狱。这次，他觉得整个人生都绝望了。他想到了死。就在这时，一个狱警给了他一本书，《堂吉诃德》。他说，看过这本书之后，茅塞顿开。是这本书拯救了他吗？其实，是他的求生欲望。我相信，人在绝望中都有自愈能力。后来，他开始写作。有一次，他的文章被刊出了。突然间，他与社会发生了这样一个紧要的关联。他不再想死。出狱后，他办了一个学校，带了20多个流浪街头的孩子。
《冷暖人生》从2003年开始，到现在做过300多个人物了。所有人都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总结为一条，就是所有人都在找自己活着的价值。许多人为此干着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是温暖——人性的某些坚持和力量
有人问我，接触那么多苦难的故事，会不会觉得很累？我不累。这些故事给了我太多正面的力量。做一期节目就像读一本书、交一个朋友。他们的起承转合，他们的某一句话，对我都是很大的丰富。人生都是五味杂陈的，里面当然有苦难，可是在苦难中，也一定夹杂着别的滋味。我想，那就是温暖——人性的某些坚持和力量。这是很动人的。
我曾经采访过一个台湾的菏泽老兵，上世纪80年代，一个人绕道国外回到大陆，带了一些菏泽特产和一抔土。那抔土，每人分到两勺。
有位老师把土放在了报纸上，一下子被风吹跑了。老师跪地大哭。别人把自己的土分给他，把剩下的放在水里，分了三天喝下去。他说，他尝到了故乡的甜味。
我一直相信，所有的冲突、苦难，从来都不是人生的结果，而是呈现的背景。在背景之下，那些有价值的、人性的东西，才是我们要探索、传递的。我不知道别的动物有没有，作为人，有一些超于物质之外的追求，就是我们活着的价值、意义、坚持、尊严。
有勇气坚持一些最美的价值，是需要极大的内心的力量的。而尊严，会让内心有一种温润的感觉。人都是相互取暖的动物，一个人内心的力量可以温暖很多人。
自己越来越饱满
刚刚做《冷暖人生》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大的框架，具体怎么做，谁都没有答案。头半年，我们做过街头歌手、监狱爱情故事，很离奇很煽情。可是大家记住了什么？当时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出来的只能是一个个光怪陆离的怪胎。
那段时间可能是我最崩溃的时候。我会想，做这个节目到底有什么意义？当你开始怀疑意义的时候，就是最难坚持的时候。我的编导说，录节目的时候，你的表情怎么有点奇怪？可是怎么调整也都还是怪。我想，就这么着吧！每当我觉得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把一切放下。然后，转机出现了。
我们去采访深圳玩具厂大火的死者家属。路上走了十几个小时，火车、飞机、船……这就是那些女孩子当初背井离乡的路程。可是，她们没能回来，一条命，3万块。还没到那个地方，所有的感觉都来了。女孩的父亲到村头接我们，他的妻子嚎啕大哭！当时我觉得，不用渲染这就是生活的现实，我一下子知道该做什么了。就以这个为开端，《冷暖人生》立起来了。编导说，你的表情特别好。只有我自己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我剥掉了层层的假，作为最真实、最真诚的人在那个真实、真诚的层面交流。
小时候，如果知道自己未来的样子，可能会觉得“完了，没劲。”但现在却会觉得幸福。在《冷暖人生》这个小小的平台上，发出自己想要发出的声音，找到值得被关注的人，就是我的价值。它让我觉得自己有用，做了有意义的事情。我知道我要的就是这一样。
“没有常道的人生，就会失了信念和底线”
在麦家的作品中，那些有着无上信仰的人们，为了理想、为了国家，可以压抑、抛却自己的爱情亲情，甚至生命。在这些创作过程中，每天与作品中的这些人物对话，麦家的内心有着怎样的变化？在我们这个时代，在现实生活中，麦家觉得什么样的人是英雄，是拥有内心力量的人？麦家用自己的笔触，给了我们答案。
麦家，著名作家、编剧。主要作品有《解密》、《暗算》、《风声》、《风语》等。
在废墟中将溃败的人性重新建立起来的写作，才是值得尊重的
我的作品《暗算》也好，《风声》也罢，都是讲一个革命历史故事，塑造的是英雄人物，呼求的是一种有信念的人生。我经常说，这是个消解崇高和英雄的年代，但同时我们又无比需要他们。我们的小说一味沉迷于庸俗人生，反对宏大叙事，满足于身体叙事、欲望叙事，伴随而生的也是一种精神的溃败。小说被日益简化为欲望的旗帜，缩小为一己之私，它的直接代价是把人格的光辉抹平，人生开始匍匐在地面上，逐渐失去了站立起来的精神脊梁。那些能在废墟中将溃败的人性重新建立起来的写作，才是有灵魂的、值得尊重的写作。
无论是做人还是做文，我总觉得我们不能远离了常道。这个时代重视变道，内心里只有破坏的欲望，而没有友爱、仁慈，这总是一种缺憾。没有友爱，其实就是没有守。我一直相信，人类的精神和文学，都是有一个常道的。就像数学上有常数，人类的精神上也肯定有常道。没有常道的人生，就会失了信念和底线；没有常道的文学，也不过是一些材料和形式而已，作家根本无法对世界作出大肯定。没有肯定，否定如何会有力量？没有常道，一味地崇尚变道，又如何能看出这个时代的匮乏？因此，我觉得，处于这样一个价值破败的时代，肯定比否定更重要，常道比变道更重要。我当然知道，生活肯定有丑陋的一面，但驱散黑暗最简单的方法是引入光明，一味展示黑暗肯定无济于事。哪怕生活中没有这样光明的人物，那我们塑造几个也可以驱散我们的黑暗、温暖读者的心。这并不是说我要否认黑暗的一面，而是让读者哪怕身在黑暗之中，目光也要能向光明的地方投过去。我是带着很简单朴素的道理去创作这些人物的，从实际效果看，应该还是得到了读者的认可。
勤不能补拙，但能释放天分
我要否定一点，我的作品中人物的言行肯定不是出自我的言行，起码不完全是。我所能做的只是尽量揣摩天才、英雄的心思，想象他们的言行，与他们进行博弈——这注定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因为我不是天才，同天才交手不啻于拿鸡蛋去撞石头，或者拿火柴去点燃海水。其结果就是，我以一颗敬畏的心，在煎熬与挣扎中最终落实而成的文字，绝大部分与天才本身是无关的，那仅是我用我自己擅长的方式加工出来的一幅素描，连抽象画都不是。
艺术创作可以高于真实，但绝不可能大过真实。也就是说事情可能未必一样，但这样的人，这样的事一定有，想象和虚构都来自对真实世界的判断和估计，正如你想象一个人成长途中必有苦难一样，一群人中必有一个奇人一样。
成都有一个名叫龙志成的老人，退休之后突发奇想，要亲手给练武的女儿打造一把好剑，这个外行人说做就做，背着包裹独自跑到荒草丛生的郊外，搭起一间破木屋，开始自学。
整整十年无风无雨无日无夜，家也不回，病也不看，一颗心全无旁骛，除了吃饭睡觉就是铸剑。如今出自他手的宝剑千金不易，被人誉为“天下第一剑”。要说他身上有什么不同，说白了是很无趣的：坚持，疯狂的坚持，歇斯底里的坚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坚持。当然，这种坚持绝不是什么勤能补拙，补拙等于南辕北辙，等于哪壶不开偏去提哪壶。勤不能补拙，但能释放天分。无论如何，一个人光有天分是做不了事的，需要咬牙逼迫自己，折磨自己，逼迫、折磨得越狠，天分就会被释放得越充分，越淋漓尽致。
英雄最终都毁灭于“日常”
说起来，英雄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境遇并不十分妙，对此我们的媒体要负很大的责任。那些铺天盖地的报道若非艳照，就是芙蓉、凤姐之流，其蝇营狗苟，无非给人茶余饭后发泄一快之余地，有了数落是非之谈资。真正的英雄却总是被习惯性置于视野的盲区，顶多修边挂角（以所谓奖项之类的名义）。我的意思不是说英雄需要大肆宣传，但媒体的导向却很成问题，直接从信息层面造成了英雄的缺失，其结果大概只能是，英雄没有排斥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但这个时代却在排挤英雄，或者说在糟蹋英雄。
最近我的作品《风语》，主人公是一个惊世骇俗的数学奇人，天才破译家。他手无缚鸡之力，却令人谈之色变；他不识枪炮，却是那场战争中最大的战斗英雄；他在纸上谈兵，却歼敌于千里之外；他孤身一人，但起的作用却抵得过一个野战军团；他门外有重兵把守，抽屉里有各种保健良药，却依然生死有虑。我笔下的那些天才、英雄最终都毁灭于“日常”，琐碎的日常就像时间一样遮天蔽日，天衣无缝，无坚不摧，无所不包，包括人世间最深渊的罪恶和最永恒的杀伤力，正如水滴石穿，其实是一种最残忍。英雄因为某方面才能特别出众，其日常生活能力必然相对普通人要更弱小。换句话说，他们的生活面临着高于常人的困惑与苦恼。而这一点，常人却很难理解。
“不能没有骄傲”
有人说，2010年，如果你想哭，就去看3部电影，《海洋天堂》、《唐山大地震》、《岁月神偷》。田惠萍就是《海洋天堂》的原型。电影全部的细节都来自她和儿子弢弢真实的生活。从悲痛、绝望、羞于启齿，到开办中国第一所自闭症学校“星星雨”，她带着弢弢走了25年。25年来会伴随着多少痛？她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可是，她一说话，我知道，所有的采访提纲都白做了。
田惠萍，“星星雨”的创办人，弢弢的母亲。
永远坐在父亲腿上的女孩儿
我的一个小学同学曾说：“如果你以后要写一本书，就叫《不能不骄傲》，因为你太有骄傲的资本了。”那时候，我父亲是局长，我学习好，长得还漂亮。
我的信仰就是生命
从1994年开始，《海洋天堂》的导演薛晓璐就在“星星雨”服务。可是她一直没有动手写这个故事。直到2003年，非典，“星星雨”被隔离。她说：“田，我有一个问题，不知道该问不该问。”
我从没见过她这么吞吞吐吐。她说：“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走了，弢弢怎么办？”
后来晓璐接受采访时说，我听了问题就崩溃了。其实不是我崩溃，是她崩溃。我的答案是：我会带弢弢一起走。她当时脸色就变了。
其实，这个答案是有前提的：一、我来得及带弢弢走。二、弢弢那时候活得没有尊严和保障。
那次之后，晓璐找到了思路。以前这方面的片子，都在描述残疾人自强自立，我觉得特别混账。因为那是对生命需求的忽视，是对生命的不尊重。
电影里，文章饰演的孩子叫“大福”，名字起得真好。中国的残障人，从来都是“家庭照料”，没有“社会照料”，所以是自生自灭，家庭什么时候没了，他们的生活也算完了。残疾人要活得好，只能看自己的福气有多大。晓璐是希望弢弢们能有大福气。
我没有宗教，但是有信仰。我的信仰就是生命，生命的需求，生命的尊严。
活着就是解决问题
“星星雨”创办十几年，接触过6000多个家庭，让他们接纳不是说几句话就能做到的。一个学期下来，10个家长里有3个家长想开了，就是成功。有些新老师会崩溃。但我不会。我向来把工作和生活分得很开。儿子让我知道，要多么珍惜快乐。我看到周围的人在计较的事，什么分量都没有。
我常说，我有问题，但没烦恼。年轻的员工现在也接受我的那句话：“活着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我知道我做的每一件事的意义在哪里，细节到“星星雨”刚开办的时候，我去擦男厕所的小便池，把黄瓷砖擦成白色。清洁工说厨房没办法了，我就用刀刮给他看，刮到红色的瓷砖露出来。我从来不觉得什么是不可以做的，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社会更公平更美好。为那一天的到来，我们走了第一步，我很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