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怀抱理想,并且每天都在为实现理想而努力。他们因理想而生动;他们的理想为这个世界增添了积极的能量。
虽然这不再是理想主义的时代,但是,谁的心中没有理想呢?
全莉努力让华南虎不要消失;杜聪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艾滋遗孤;关秀希望在传媒市场中做一些有价值和影响力的事情;石康在阅读和思考中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王春红想让更多人一起来帮助智障孩子。
这理想也许不像“拯救全人类”那么伟大,却是他们主动的选择;这理想也许不太狂热,但是屡经打击仍如红日每天冉冉升起。
这理想是内心深处燃烧着的热情,给人带来动力、快乐,也可能给人带来痛苦,却都让人不愿放弃。每个人都希望活得有价值,他们的生活,正是因为有了理想而不同。没有梦想,没有这些追求理想的人,这个世界不会像今天这样美好。
全莉,45岁。担任GUCCI、贝纳通等公司全球品牌认证官7年后退出意大利时装界。2000年创立拯救中国虎国际基金会,要让华南虎恢复野性,回到原来的栖息地,在自然的生态链里生存。
“做什么事都不容易,靠的就是执着和韧劲儿。”
1998年去非洲旅行的时候,看到喜爱的猫科动物我非常兴奋,我也看到当地有一套很好的管理模式,野生动物与生态旅游可以互惠互利。当中国国家林业局提出,希望我扛起“拯救中国虎”的大旗时,我一下子觉得重任在身,一定不能让代表中国虎文化的中国虎(华南虎)消失。
最初,我想得特别美好——做善事,肯定会得到很多人的支持。没有想到,这个项目要花那么多资金,那么多精力,因为要进行前所未有的老虎野化训练和重新引进。
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希望得到国际上其他虎类保护组织道义上的支持,结果却是遭到他们来自各方面的打击。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组织是出于垄断政治和资金的目的。他们的反对,对我们募集资金造成很大障碍。帮助我的先生甚至比我还累。我真有骑虎难下的感觉。
有一段,我真的很沮丧、委屈。这时,许多野生动物保护专家、朋友站出来支持我,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可其他虎类保护组织又专门开会攻击我们的支持者,专家Cory Meacham心灰意冷地退出了。
不过,遭遇恶意攻击反而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要做这件事的决心:就是要做给反对者们看看,不能辜负支持我的人的期望。做什么事都不容易,靠的就是执着和韧劲儿——我就认这个,相信能成功,不管别人怎么说。
有人说我是傻子,我才不傻呢,我做的就是我从小到大最想做的事——与大大小小家养的野生的“猫”亲密接触。其实,我是生活在“天堂”。
我常常和“麦当娜”一起遛弯儿,虽然隔着网,但是我们之间有很好的交流。它给我带来的内心喜悦,没法用言语形容。我在网站上放了几个老虎野化打猎的镜头,每天都要看,看了就特别激动......也许别人很难理解,但我就是感到特别高兴。
石康,39岁,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1993年起写作,著有小说《晃晃悠悠》、《支离破碎》等,影视剧本《大腕》、《奋斗》等。
“有目标后,想问题的方式不一样了。”
一直以来,我都特别迷茫。浩瀚宇宙当中如此渺小短暂的生命,人生的意义真的很难认定。社会赋予的“小打算”很多(比如买房、成为有钱人),但是要明确自己的理想、认定一件真正有价值的事儿,特别不容易。最早发表小说,是为了争取话语权,后来有了话语权却不知道说什么。边干,边混,边寻找吧。
2000年,两本小说的出版,让我一下得到五六十万的“巨款”,也让我第一次可以计划人生,开始想自己的人生要怎么过。我爱看书,最感兴趣的事就是了解什么是人。我确定的目标是:去了解世界,了解人的智力活动。通过读书,用别人天才的头脑来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思考。
看书,看得没完没了。我通常每天阅读14个小时以上。从文学,到科学、宗教、哲学、艺术,每读一本书,又会让我找到其他的书。
阅读给我带来很多情绪上的满足。就像运动、性爱可以到High的程度,阅读、智力活动也可以让你High,让你沉浸在其他人类创造的观念里,忘记自我和世界的存在。书本中,那想象的世界比现实生活更飞扬、自由、飘洒、舒畅。
有目标后,想问题的方式不一样了。以前,世界在我看来是很封闭狭窄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之后渐渐发展出批判和审视的目光看社会,但不再轻易对不了解的事情发表意见。思考又会衍生出其他目标。比如,如何与社会环境相协调;如何能幸福;如何正确使用语言,把我知道的事,用正确、简洁的语言来描述。
写《奋斗》这个剧本,开始只是想赚点钱,解决“经济危机”,可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就不由自主地想把自己的内心成长体验、人生观融进去——基于自我认识、对自我深层的了解之后,所确立的目标、理想,才能是持久的,才能有明确的奋斗。
杜聪,美籍华人,40岁。1998年创立香港智行基金会。2002年,告别华尔街金融业,以智行基金会主席身份全职救助艾滋遗孤。至今已资助近5000名艾滋孤儿。
“后来我想通了,不是把所有人的问题都解决才是实现理想。”
无论是之前做银行工作,还是后来开始救助艾滋孤儿,我的理想一直都没有变,那就是——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别人。
这种精神早在幼年时受奶奶影响,便根植于心里。在我看来,如果理想能和兴趣融合,就能够做得好,所以我选择自己感兴趣并且擅长的事作为理想。
搞金融和做慈善并不是对立的。做银行时,帮助大企业完成融资,建发电厂、修公路,同样是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我决定离开金融业去做慈善,一方面因为很早就在金融领域证明了自己的能力,我能放得开;另外一方面,当见到这些艾滋遗孤时,我感觉时间紧迫——不能等几年再来做这个事情,因为那些成长中的孩子等不了。
对于极力反对的家人,我这样说服他们:我已经赚了10年的钱,我用3年来回馈社会,这样也不算太过分吧。
其实在我心里,从没想过就此放弃我的金融业生涯,我给自己定了“3年计划”。我跑去各个贫穷的农村,天天和艾滋病人接触,亲自审批每一份孩子的申请书。但当资助的孩子从127名到392名再到后来的更大数量,靠我个人的力量已不能面面俱到。
鉴于基金会的进一步发展,我必须创建一个更大的团队。到2005年时,我尚未脱得了身,计划延至5年。到今年,我已经有余力回到金融业,在基金会里做的更多是决策性工作。
在做慈善事业之初,我也曾经因为“杯水车薪”的巨大反差苦恼过。后来我想通了,不是把所有人的问题都解决才是实现理想。就好比你不可能把所有海滩上的海星都扔回海里,但你救起一个,一个就因此而活。我调整了自己的理想,并尽全力去做好。我最大的成就感来自我得到了这样的机会去帮助那么多人,而且真正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关秀,42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毕业后在大学任教,后参与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创办。2000年组建千禧龙影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又先后任香港泛华控股集团电视总监、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都市传媒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运营副总裁,现为中央电视台《赢在中国》项目组总导演。
“理想和现实之间一定有距离,但这距离只会因你的努力而缩短。”
理想,很大程度上是精神层面的东西,它是一个人内心的冲动,就像梦中情人一样。它不是一个具体目标,它有一个不断修正的过程。
我从来没有设定过明确目标。1994年误打误撞进了电视圈,因为喜欢,三四年时间,我把兼职做成了专职,渐渐认同自己是个电视人。做事过程中,当能力和经验渐长,目标(或曰理想)就会渐渐清晰。我创办过影视公司。
公司可以活下来时,我决定不再继续,去做职业经理人。因为我了解自己对物质没有太大冲动,却希望有大平台,希望得到更多的学习和锻炼。5年职业经理人生涯,参与的两件事最终都因为大环境的不成熟而搁浅。
2004年,我决定歇一段时间,沉下心来想,为什么这两个看上去都不错的投资项目会不成功,自己哪里不足,如果再有机会该如何操作。直到这时,我才感觉到在自己内心深处有所谓的冲动和理想——很希望在传媒市场中做一些有价值和影响力的事情。
这一年多,做创业节目《赢在中国》,让我内心有很多成长。接触了许多成功的企业家,还有很多在创业路上的朋友。这些人很了不起。他们内心都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冲动,特别有激情。走到最后的人,往往是百折不挠的人。他们的执着和冲动令我很感慨。我发现,很多人最终把事情做成,是因为有了责任,是开始想到了别人,而不再仅仅是为自己赚钱。“责任”二字说起来好像很空、假,但是落实到具体的人和事时,你就能真切体会到那种力量和感动。
做事能使人优秀。去做事情,哪怕是失败了,它的过程也能带给你养分,只要不停地努力和反思,做事就会让你越来越优秀。理想和现实之间一定有距离,但这距离只会因你的努力而缩短。我会一直准备着。当有一天真正的机会来临时,我希望我是最有准备的一个,当然也希望是最好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