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再发展，恐怕也不能预测未来所有的天气。当某一天暴风雨突然降临到我们头上，我们是否会不知所措？会不会在里面迷失方向？是不是能经受住打击？能否平安走出来？
本期见证人物都曾遭遇巨变与危机，但是他们最终都经受住了生活的考验。安意如“熬”过了难耐的青春期；小柯经历车祸的重创；天降大病使陈彤的理想化为泡影；徐晓的一生经历了几次不同的危机。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扛过了危机，并得到收获。
安意如
生于1984年，2006年出版的文学随笔《人生若只如初见》、《当时只道是寻常》、《思无邪》曾高踞畅销书榜数月。
“进入青春期以后，我对未来的忧虑变得更加严重，与母亲的冲突也非常激烈。”
我因为先天性脑瘫从小行动不便，但父母特别注意培养我的心智，使我和其他孩子一样正常、快乐地成长。上小学以后，我更多地看到别人与自己的不同。刚开始拄拐杖出门，觉得别人看我的眼光就像看动物园里的猴子，非常难受，不肯出门。但是父母教育我要直面问题。身体上的缺陷，只有面对它、接受它才能克服它。我渐渐变得喜欢上学，喜欢和同学交往。
父母对我的未来非常忧虑，也使我有很深的忧虑感。进入青春期后这种忧虑变得更加严重——如果我有了男朋友，他能不能习惯别人的眼光？其他同学即使不继续读书，去麦当劳打零工也可以维持生活，而我......那个时期，我与母亲的冲突非常激烈，我曾经很狂热地想逃离家庭。母亲爱我，但又担心我不能自立，不能拥有自己的家庭，曾说过许多伤害我的话，这更加重了我的忧虑和痛苦。
我不知道自己的出路在哪里。颓废中，我甚至尝试过自杀。但是，在母亲的关爱中，我要求自己又一次次从绝望中出来。
我的青春期就是在等待中度过的，一个字，熬。
从学校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于是开始上网。我长期泡在“金庸客栈”，逐渐得到认可。在“客栈”朋友的推荐下我出版了第一本书。我觉得，生活在我的长久等待中开始有了转机！
这份工作给我带来巨大的变化。最关键的是它让我自立了。以前的我像被囚禁的鸟，现在我可以去想去的地方，见想见的人，做我自己。有了这份工作以后，我发现之前的忧虑都是可以被消解的，以前觉得男人和我走在一起他们会觉得羞耻，当我在旅行中遇到许多男性朋友和现在的男朋友，才知道，原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自从我工作以后，母亲也放心了，我突然理解了她的良苦用心，我们的矛盾开始缓解。
青春期的经历让我知道，只要你没有被那种从内到外的自卑感摧毁，只要你站起来了，回头去看，你会感谢少年时期经历的磨难，它让你心态更早地成熟，让你更懂得珍惜今天的快乐。
小柯
生于1971年，著名音乐制作人，曾为国内外众多知名歌手创作词曲、制作专辑。2002年，创办乐林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一次意外改变不了什么，真正改变你的是那些无形的东西。”
所谓创作就是要创造出新的东西，一成不变的生活是可怕的。我是最早和国际公司有创作合约的国内音乐创作人，当初就是因为不能忍受每个人都要求我重复自己，才出来创办公司。
公司刚成立时，完全不懂如何运作，几个人就像过家家一样。第一年是混过去的，紧接着2003年我就出车祸了。如果把人生的路比喻是上坡下坡，我就是在第一个小高坡的时候一脚踩空，掉到谷底了。
车祸让我迷糊了40多天。刚被推出来的时候，我胳膊、腿都不能动，甚至连动心眼都不太灵活。你发现自己如同废人，对未来毫无信心，周围的一切都感动不了自己，甚至觉得音乐跟我都没关系了。我老婆给我听各种音乐都找不着感觉，听到《月亮颂》时突然有了触动，然后，对生活的希望慢慢开始燃烧了……
医生说，我能活过来的原因中最重要是“命好”。躺在病床上我就想，大概是我这辈子的任务还没完成。人生头一回我开始想一个问题——自己到这个世界是干嘛来的？之前我特别自我，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自己产生的、结束的，之后渐渐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有自己的位置，让爱你的人高兴是你的责任、义务。当不能让所有爱你的人高兴时，你就学会了判断是与非，知道一定要向正确的方向改变。
也是车祸之后，我才开始认真思考公司的事。当我把自己当作一个局外人来审视这个行业时，发现流行音乐已经产生巨变，刀郎开始火，之后网络音乐非常热闹。可能这些变化早就开始了，只是我一直埋头做事没有发现。制服人的往往不是危机、病魔，而是社会每天一点点像沙子一样的打磨。一次意外改变不了什么，真正改变你的是那些无形的东西。比如说你要坚持音乐的理想，坚持半天，突然发现路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走偏了，这是更可怕的事。
那么，我到底要做什么？我把音乐分成两个端，一端是大众、快捷、时尚的流行音乐，另一端是小众、真实、高品质的舞台表演。我愿意往另一端走，那是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虽然它可能挣钱少。所以我开始研究戏剧，并且希望能有所突破。
陈彤
生于1968年，曾出版随笔集《左手握右手》《忽然受宠》、短篇小说集《我们都是木头人》以及长篇小说《无限怀念有限悲伤》等。
“我当时的感觉就像在飓风眼里的一艘就要沉没的船上，我没法跑出来，别人也无法救我。”
我人生最大的危机到来时，正是我觉得自己前途特别好的时候。在那之前，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危机，但那件事情发生以后，我发现只有失去健康才是真正的大危机，因为生命只有一次。那是2003年7月，一切都随着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而“哐当”中止了。
病中的生活毫无品质可言。前后做了半年化疗，这期间只要能把气喘匀了，只要喝一口水不难受就算是快乐了。但危机并没有随着化疗的停止而结束。做完化疗，我发现自己整个境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报社原来紧张、辛苦的工作不适合我了。以前争着抢着想要我过去工作的人都和蔼可亲地说，你还是先把身体养好吧。以前我稿约不断，现在也没有人约稿了。在家的日子特别郁闷，长时间脱离社会让我变成一个很乏味的人，朋友们谈论的话题都与我无关—我已经被社会甩出去了。我当时的感觉就像在飓风眼里的一艘就要沉没的船上，我没法跑出来，别人也无法救我，因为救我的人也可能会被卷进来，所以当时感觉挺绝望的。
大夫跟我说，很多化疗病人不是死于化疗，而是死于被社会边缘化导致的忧郁症。在他的建议下，我开始写长篇小说《无限怀念有限悲伤》。2005年1月，小说出版，我的运气也开始转变。有一天，王海鸰给我打电话，问我想不想写电视剧。我跟着王老师先后写了《新结婚时代》和《男人底线》，这使我慢慢摆脱了那种孤立无援悲伤绝望的情绪，为此我非常感谢她，因为是她把我从生命的最低谷领了出来。
大病之后，我变化挺大的。我以前是一个特别较劲、好胜的人，对自己和别人都特别苛刻；生病之后我才意识到，人处在困难中时其实特别容易受伤，特别渴望帮助。现在我不再对自己那么苛刻，也愿意与人为善，帮助别人。我年轻的时候想要这样的人生—坎坷过，奋斗过，痛苦过，最后获得快乐、幸福、圆满；现在，我更喜欢没有危机的、平安健康的生活，觉得平凡、普通的生活也有其乐趣。
我是个愿意承认变化的人，自己的情况和20岁时不一样了，对生活的要求也改变了。
徐晓
生于1954年，光明日报出版社主任编辑。《今天》（TODAY）的重要参与者。1975年受一起子虚乌有的案件牵连入狱2年。2005年出版《半生为人》。
“当人生出现危机时，一定要在精神上站起来。”
我成长在一个特殊的年代。1975年的一个晚上，我突然被带到了北京市第一监狱看守所。那年我才19岁，完全不知道怎样抗争。两年以后，我带着“严重政治错误的尾巴”被释放了。
出狱以后，男朋友和我分手了；原本在读的大学、原工作单位、五七干校都不接受我；我最终成为童装厂工人。我感觉被整个社会抛弃了，变得非常消沉。当时，“同案”的赵一凡给我很大的精神支持。他鼓励我进行抗争，解决平反的问题，鼓励我学习外语，我渐渐进入到正常的生活轨道。
经历那两年，我开始反思整个社会，真正进入社会生活，知道了社会现实的残酷。另一方面，这件事更把我推向反叛。1978年我参与了《今天》诗刊的工作。这是我对自己的一种强化——当人生出现危机时，一定要在精神上站起来。
我人生遭遇的另一个危机是丈夫周郿英的病，这个危机是渐渐到来的。结婚之前他身体就不好。1991年他的病开始渐渐加重，我也总是抱着希望——他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会好，但是事情却越来越没有希望。到后来，我把这件事变成了我的事——我要把这件事完成，做到自己能做到的最好的程度。我先生去世前的4年里，当感觉特别难、想偷点懒的时候，有些问题就会不断跳出来问自己：你该如何面对舆论？如何面对你的感情？如何面对活生生的生命？未来如何面对你的孩子？我在这些问题中平衡自己，保持始终如一的态度，坚持下来，这就是一个自我成长的过程，唤起心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付出很多，失去很多，却得到更多。
另一件事让我对变化有了新的认识。我与孩子在他十几岁青春期时曾经关系紧张。那段时间他变得有了自己的主意却不告诉我，我和他无法交流，内心有一种恐慌。我想积极解决问题，反而让事情朝着恶性的方向发展。我很快意识到，或许我需要停下来，耐心等待一个转变的契机。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他在变，我也在变。一年以后，我们都放松了，可以像朋友一样交流了。这件事让我知道，当一个突然的变化降临，有时只需要等待。
Voutch的漫画：改变
译：雪梨
——你们可千万别难过，这将是我们最后的晚餐：弗朗西斯和我，我们很想换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