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論文的主要目的,是要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來分析儒家文化傳統的深層結構。在《儒家思想與東亞現代化》及《知識與行動》中(黃光國,1988;1995),我曾經兩度為分析儒家思想的內在結構。在〈現代性的不連續假說與建構實在論〉一文中(黃光國,2000),我引述李亦園(1993;1994a,b)的理論,認為華人傳統「致中和」的世界觀模型主要是要維持人與自然系統、人的身體系統、以及人與社會系統三個層次之間的和諧。在研究華人社會行為的時候,社會心理學者最關注的是華人如何保持人與社會系統的和諧。因此,本文將把討論的焦點集中在這個層次之上,並將其他兩個層次的問題暫時擱置。
在〈華人關係主義的理論建構〉一文中(黃光國,2000),作者說明了他如何用「實在論」的方法建構〈人情與面子〉的理論模型(Hwang, 1987),再以此一理論模型作為基礎,用結構主義的方法,分析儒家思想的內在結構,從而建構出「華人關係主義」的理論系列。然而,由於篇幅的限制,那篇論文對儒家思想的內在結構只作了簡要的介紹。由於儒家的文化傳統對瞭解華人的社會行為至關重要,在本文中,作者將從社會心理學的觀點,對儒家文化傳統的深層結構作進一步的分析。
一、儒家的天命觀
在〈現代性的不連續假說與建構實在論〉一文中(黃光國,2000),作者指出:不同文化中的人們在其歷史長河中所發展出來的「世界觀」,可以幫助該文化中之成員回答他在生活世界中可能遭遇到的四類問題:(1)我是誰?(2)我的人生處境是什麼?(3)我為什麼會受苦?(4)我應當如何獲得救贖?(Walsh & Middleton, 1984)。所謂「世界觀」的問題,儒家學者稱之為「天命觀」。有些人在經歷人世間生、老、病、死的各種變化時,還可能意識到人的生命是一種「面向死亡的存在」,他們在思索人生意義的問題之後,可能擇定個人的「終極關懷」,進而影響其生活目標之設定。大體而言,曾經對世界文化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人生哲學,大多是建立在某種特定的宇宙論(cosmology)之上,能夠對人生意義的問題有所解答,並因此而能影響文化成員的「終極關懷」。儒家亦不例外。然則,儒家的「終極關懷」是什麼呢?
(一)天命觀的四種取向
徜若我們將個人在宇宙間存在歷程的遭遇和變化界定為「命」,從理論的角度來看,人類對於宇宙和個人命運之關聯的態度,主要可分為四種(勞思光,1968:66-79;唐君毅,1986:112-113)第一,人類可能創造出「人格神」(personal god)或「意志天」之觀念,認為個人的「命」係由有人格的神,或意志的天所支配,這個超越之主宰是人間價值的根源,所以人類應當設法測知天意,並實踐神的意旨。中國商周時期的原始信仰,以及毆洲中古時時期的天主教會,均採取此一觀點。採取此一觀點的人,相信自己承受天命,世間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他實現其使命,因此能夠一往向前,遂行其使命,而無所畏懼。
第二,是承認「命」不可違,但不相信有任何超越主宰之存在,祇將「命」歸諸於事實之必然,因此主張人類應當盡力去理解事實的必然規律,並順應此規律而行動。舉例言之,自從十四世紀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發生之後,理性主義逐漸抬頭。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大幅度地削減了教會的絕對神權,「解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