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民族有很多优点，比如勤奋好学、遵守秩序、爱护卫生等，但它也是一个矛盾的民族，有着让人琢磨不透的个性。
这种矛盾性在1936年少壮派军人发动的“二二六事变”中表现得非常充分：一群荷枪实弹的军人冲进首相和大臣的官邸，枪杀男主人后，领头军官却向哭泣的女主人鞠躬致歉，然后才离去。这种古怪态度还反映在日本对战争罪责的认识上。德、日、意三国作为二战法西斯国家，曾给人类造成巨大的战争创伤，但战后对战争罪责的认识却各不相同：有的彻底清算法西斯罪行，向受害者认罪，走和平之路，比如德国;有的千方百计为侵略战争辩护，大做翻案文章，比如日本。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编剧拍摄的电影《吾为君亡》在日本颇受欢迎，里面赤裸裸地将二战末期用飞机撞军舰的“神风”特攻队当作英雄来歌颂。还有政客参拜靖国神社，频繁“见鬼”，为战犯招魂;改写教科书，肆意篡改历史，美化侵略战争，否认南京大屠杀;无视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的事实，非法窃取中国领土。种种事实说明，日本是一个不肯服罪的国家，对过去的追忆使它陷入病态的梦幻之中，而这一顽疾的病根又在哪里?
特定的地理、历史环境造就了日本独特的国民性。当然这有其众所周知的优点，但同时也存在许多不足，比如民族的狭隘。在日本人心目中，日本“乃日所出之国”，是“天地间最初生出之国”，“为世界之根本”。这种自大心理与其生存的环境有一定关系。作为一个岛国，日本生存空间相对狭小，而在古代交通条件不太便利的情况下，身居海岛对外界情形了解不多，导致一种至尊至上飘飘然的心理感受。另外岛国环境使其民族具有单一性，有着单一的民族结构、语言文字、民族文化，故而民族认同感、文化归属感很强，这也容易产生自命不凡、唯我独尊的心态。从井底看世界，自认是老大，但一旦从井底走出发现世界如此之大时，急剧的反差使之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失衡。要改变这大小悬殊的格局，就不惜动用武力，从近邻开刀是实现其目标的第一步，朝鲜和中国成为最早的受害者。
在文化观上也折射出这种狭隘的民族心理。中国的盛唐文明在日本曾广为传播，促进了日本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在二战时的日本教科书上却成了：“自天武天皇时起，我国向唐派出遣唐使，以示国威。”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而在当时的教科书中却说：“日本今天的所作所为正是拯救他们脱离苦海。”直至今日，有些日本政客还坚持这种“解放亚洲论”的荒谬战争观。
另外，对日本国民性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有其“神国”神话的精神熏染。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把自己居住的岛屿想象成是一个由众神守护的“神国”。在这个神的国度里，万物都是神所生，一切由神护佑。二战前天皇被认为是天照大神的后裔，是“现人神”(活神仙)。这是日本神道教的基本观点。1946年元旦，天皇发表“凡人宣言”，申明自己是人不是神。即使在战后“神国”神话已经破灭的情况下，日本人对天皇仍有着挥之不去的情结。1946年初，天皇到各地视察慰问，没有遇到攻击和谴责，反而受到热烈欢迎。即使在遭遇二战的惨败经历后，不少日本人还抱着过去的陈腐观念不放，仍鼓吹日本是居万国之首的“神国”，宣扬日本人在世界上是最优秀的。
日本的民族个性还体现在“忍耐”和“爆发”这对矛盾的反应行为中。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称，对日本人来说，“一方面，勇的锻炼要求铭记着一声不哼的忍耐;另一方面，礼的教导则要求我们不要因流露自己的悲哀或痛苦而伤害他人的快乐或宁静。这两者结合起来便产生禁欲主义的禀性，终于形成表面上的禁欲主义的国民性格”。这是忍耐的方面，但“强大的心理抑制与丰沛的生命能量和敏感的心灵相遇，必然有一番残酷的较量”，最后往往会爆发出让人难以意料的结局。这一压抑的本性还表现在选择性遗忘方面。遗忘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日本人加藤周一把这种现象称为“集团逆行性记忆丧失症”。这可以用来解释现今的日本为何对战争罪责态度暧昧，总是不肯服罪。
“一亿总忏悔”是战后日本第一任首相东久迩提出的口号，意思是一亿日本人都有战争责任，而不是具体个人的罪责，这实际是为真正的战犯开脱。这种模糊罪责的暧昧态度在1995年日本国会为二战结束50周年而通过的决议中充分地反映了出来。这份决议言辞闪烁，语言堂皇而不着边际。比如里面提到：“记取世界近代史上多次的殖民地支配及侵略行为，并认识到我国过去所做的行为，特别是给亚洲诸国带来的痛苦，在此深表反省之意。”“我们要超越战争历史观的差异，谦虚地学习历史教训，致力于建立和平的国际社会。”前一句首先暗示要“记取”的是欧洲各国的殖民活动和侵略行为，这自然与日本无关。而日本只是给别国带来过痛苦，需要反省而已。后一句表述更让人匪夷所思，作为发动侵略的罪魁，使用这样的口气，简直是对各受害国人民的极大侮辱。
日本对战争罪责的认识固然与其国民性有关，但也不能全然归之于此，这本身也是其政治立场和态度的表现。日本只有像德国一样，深刻认识自己的战争罪责，树立新的国际形象，才能彻底放下背负已久的历史包袱，成为真正负责任的国家.
作者：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陈仲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