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世纪，巴尔扎克即在《风雅生活论》中提到：城市社会中，文明把人的生活排在三大阶梯上，分别是：劳碌生活，艺术家生活和风雅生活。他强调，城市中大多数人都在过着一种单调乏味的劳碌生活。“对他们而言，劳动就像一个谜，他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这个谜底。”
200年后的中国，城市化运动愈加猛烈，在享受到城市文明的同时，身为城市分子的我们，不得不面对城市生活的种种弊端：房价，职场，竞争，朝九晚五的乏味，无止境的物质欲望，一切都充满速度与功利……快节奏的生活，如影相随，令人躲闪不及。疲于奔命中，几近殚精竭虑，较巴尔扎克的描述有过之而无不及。
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墓碑上写着：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越来越历久弥新：一是我们头上浩瀚的星空；一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律。问题是，疲于奔命的现代都市人哪还有闲情逸致去仰望星空？
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脱离城市节奏，过另外一种云在青天水在瓶的自在生活？或者，是否有其它更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可供选择？
答案是肯定的。
英国名作家彼得·梅尔可谓是脱离城市节奏的典范。担任国际著名广告公司要职的他，激流勇退，携妻前往法国宁静的普罗旺斯乡间，开始另一种身心安顿的生活。美国的梭罗更是独自居住在距城市2英里的瓦尔登湖畔，搭建小木屋，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在本次采访中，著名舞蹈家杨丽萍、户外旅行者丁凯以及作家沈思源更是现身说法，讲述自己的脱离城市节奏之道。
其实，我们的前人早就以自己的行动为后来者烛照内在的前行之路——2000多年前的陶渊明离开纷争仕途，挥笔写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王维则“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至真性情，袒露无疑——就精神层面而言，我们与古代人所面临的困境是一致的。这些明心见性的文字，或许无法赋予我们足以改变当下生活处境的力量，但至少其中一定蕴含着某种启示。
几乎所有问题，归根结底，都触及心灵。生活的改变，源自内心的改变。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朵象征自由与自在的蓝莲花，是时候抛开城市节奏，让你内在的蓝莲花绽放了。
杨丽萍 “只愿在大地上舞蹈”
2000年，当时还在北京的杨丽萍对舞蹈界“理智地跳舞”越来越看不惯，不满于舞蹈成为配角。她表示，不想跳舞就回家种田。不久她就在北京大兴买了8亩地，用于种树和造房子。偌大的院子里，种了许多向日葵，花开的时候，满院子一片金黄斑驳，令人想起梵高的油画。杨丽萍整日就穿梭在向日葵花间，观看揣摩它们盛开的姿势，从中感悟舞蹈的动作，从中获取很多创作灵感。
也是从那时起，她开始陆续反复地回到云南，相比起北京的喧嚣，云南更像她的“自我之地”和“灵感之源”。她和土地走得更近，更紧密，也更扎实。如她所说，“舞蹈是需要接地气的。”
杨丽萍三姐妹的房子，就藏在昆明歌舞剧院旁的一条安静的小街上。门口挂着孔雀窝的牌子，橱窗里则挂满五颜六色的非常态服装。那些花花绿绿的颜色穿在一般人身上并不好看，穿在杨丽萍身上却像是获得了新生命。杨丽萍就任由这么多色彩在自己身上肆意流泻，它们好像天生就属于她。当她伸出手，甚至那双手也是不甘寂寞的，那曾在无数场合、无数镁光灯下扮演过孔雀头部的细致的手，带着花哨的只遮住手掌部位的手套，“好看吗？”她问我。其实，她是不需要任何答案的。
在昆明，她的生活异常单纯。每天早晨睡到很晚才起床，起床后，没事就静坐。大多数时候，她看起来总是无所事事，保持着一种懒散的状态——既不去练习舞蹈，也不去管理她的舞蹈团。这不免让人感到惊讶，她一直被盛赞为“著名舞蹈家”，但她觉得自己做的其实很简单，没那么玄妙。舞蹈就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她也一样。乡间的晚上，她点亮一根蜡烛，坐在半明半暗的光线里，你却会发现，她的整个灵魂都在疯狂地舞动。
幼年时，还是在洱海边的一个白族村寨里，奶奶就告诉她：跳舞是和神灵的对话。所以，到现在，她还是遵循着奶奶的教诲。舞蹈不靠技巧，而是靠力量，一种来自土地的坚实力量。舞蹈团的人对杨丽萍训练舞蹈的印象很深刻：她带头趴在地上，用身体打击地面，一打就是几个小时，直到身体无力，萎顿下来。
在昆明，她的另一项重要生活就是四处云游。她向植物学习舞蹈，譬如向日葵。纤细的手往头上一搭，又轻飘飘地平移出去，像清风掠过花瓣。她也向动物学习，譬如牛。有一次，外出采风时，她走在哈尼寨子的山间小路上，大雾中走过一群牛，挂在牛脖子上的铃铛叮当作响，触发了她《云南铃声》的创作灵感。更多时候，她则住在妹妹开在洱海边的酒店里，往往一住就是几个月。面对洱海，可以看见苍山，听见鸟鸣，看到映在湖中的大片云朵。她也去附近的村子种树，种菜，像小时候那样。这位杰出的舞者，只肯活在自己的时间轨迹里，从不担心被人们遗忘。也只有在乡村的时光，她才能追寻到熟悉的自己。
丁凯 “具备内在的勇敢才能出发”
2007年，一个偶然机会，丁凯去了南部非洲的小国津巴布韦。在那里，他一住就是3年多，过起了悠哉悠哉的美好生活。
此前，他有过十几年的职场经历，从普通员工一路做到公司高管。鉴于他对公司的突出贡献，待遇优厚自不必说，公司总部甚至为他大开绿灯，允许他“愿意把base建在哪儿都成。”尽管如此，丁凯还是觉得这份工作“太累了”，他辞掉工作，给自己的生活重新寻找突破口。
踏上非洲大陆，那里优美辽阔的自然风光深深打动了他。丁凯开始在非洲从事户外旅游，观看野生动物，丛林深度探险等。与此同时，热爱漂流的他也在非洲组织赞比西河探险。
3年时间里，他组织了3次赞比西河漂流。“世界上最大的瀑布之一维多利亚瀑布就在赞比西河的峡谷之上，水情允许的时候，我们甚至会从瀑布底下直接漂流过去，头顶上淋着瓢泼大雨。水太宽了，有时伸手都见不到五指。”一般人难以想象，当他们漂流在赞比西河的时候，河岸边就是三五成群的鳄鱼，一不留神，漂流的船只就会穿过一大群河马……——这种令多少城市人想都不敢想的场景，真真切切地成为丁凯现实生活的一部分。
漂流之余，丁凯有时会去津巴布韦乡村住些日子。在乡村，他住过当地人的简陋茅草屋——不用打开窗户，就能看到碧蓝夜空下的璀璨群星，简直就是“手可摘星辰”了。偶尔午夜梦回，他会隐约听到手鼓音乐和犬吠，也能听到远处的河流发出哗哗流淌声。一切都是如此安闲静谧，仿佛置身童年时的故乡。
他也住过乡村庄园里的别墅，那些欧式风格的建筑物，大多是殖民地时期所建——就像电影《走出非洲》里的画面一样。他在庄园里闲散度日，饶有兴趣地观察农工种植烟草等经济作物。那些最初只有十几公分的烟草苗，1~2个月后，就能长到一人高，绿油油一片，蔚为壮观。
“当地人的生活态度永远是步调闲适，从容自在。他们生活在自然里，生活的核心即是唱歌、舞蹈、打手鼓。工作只是生活方式之一，不会成为他们的全部。他们从来不会着急，也从来不会抑郁。”丁凯感慨，“不像我们生活在城市里，永远是慌里慌张的。”
在一次次远行中，丁凯体味并不断思考着人与自然、城市的关系：“城市于我，是现实家园的所在，我生于斯，长于斯。但是，我的精神家园却是在自然中。我们越来越看到，工业文明与城市的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便利，但也增添了压抑与烦恼。我的生活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彻底远离城市。人，终究是自然之子。”
他已经在津巴布韦买了座房子，说不定哪天，他会把整个家搬到非洲去。
沈思源 “在城市中追寻自在”
在决定成为一名写作者之前，沈思源已经在一家中德合资服装企业担任了3年总经理。但她总觉得自己的归宿不在这里：有无数人可以替代她的位子，但是没有人能替她实现成为作家的梦想。最终，她递交了辞呈，同时给自己作了两个约定：第一本书必须在3个月内完成；必须要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
2003年8月1日，沈思源乘火车离开北京，只带着简单的行囊和一个承诺。她在西北某座城市的山上租了一间民房，切断了与外界的所有联系，开始第一本书的创作。
那是一个促狭的房间，一桌，一椅，一单人床，与她在北京优渥的居住环境大相径庭。8月的西北山间，凉风夜起，寒气袭人，偶尔也有蚊虫叮咬，她皆不以为意。强烈的表达冲动，令她夜不能寐，通常是整宿写作。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反反复复，直到满意为止。
2个月后，她带着书稿回到北京。如她所愿，她兑现了对自己的承诺。她重新回到熟悉的城市里生活，却同它保持着冷静的距离。
有段时间，为了写作，也因为喜欢大学氛围，她甚至从处于繁华位置的华贸公寓搬到北京大学附近的一所民宅。朋友们都觉得不可思议——于她而言，那所房子实在接近寒碜，楼下还有一个闹哄哄的市场。她却不以为然。事实上，沈思源从不为所谓的“主流价值”所动，包括许多朋友认为她放弃商业实在太可惜，但是在她看来：“一个人必须明白自己的所求，对我来说，自由与自在是胜过其他一切的。这个前提是，先把自己从种种拘囿中解放出来，跟着自己的心走。如果选择经商，我取得的物质成就会远高过现在，但我现在发现，物质给人带来的满足感非常短暂。如果一味追求商业成功而忽视内在的真正需求，人会不快乐的。”
所以，她每天都乐此不疲地去图书馆看书，跟学生交朋友，累了就在未名湖边散步，中午在食堂吃饭，甚至也在这里招待来看望她的朋友。直到结婚，她才又把家搬到了望京。
现在，沈思源这种“作为写作者的生活”已经持续了8年。这8年间，她先后出版了5本书。她的写作是“随心而动”——写作并非她日常的功课，甚至“常常好多天都不会写”，她总是在感觉到自己“确实有话要说”的时候才会坐在电脑前。“如果强迫自己，写作就会又变成压力。”不写字时，她大多时间都用来看书，听音乐，偶尔也跟朋友约会见面。
最近，她刚刚完成了一部十几万字的小说——《水里的圣经》，只花了1个多星期的时间。她星夜兼程伏案写作，欲罢不能，仿佛回到第一本书的写作状态。“我只写了1个多星期，但是构思这本小说，却花了5年时间。”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追问自己：这个世界上有真正自由的人吗？答案是没有。这世上从来没有什么真正自由的生命，但是，我们却可以拥有一分自由的心境。孔子说：随心所欲，不逾矩。在道德与法律的界限内，我们可以作自己想做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