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一座理想的城市在于它的分享性
“那一片绿海之下掩藏着一个你几乎看不到的城市，100多万人生活在其中。整个城市形成一种舒适而又紧凑的肌理，100多万人一起分享着这一座城市。”
采访：建平 文：建平 图片统筹：吴沁沁 摄影：那磊
6：30史家胡同。暮色开合，天光渐渐暗下去。原本人声鼎沸的史家胡同也逐渐变得安静下来。宽宽的马路牙子，除了偶尔几辆飞驰而过的汽车外，少有人往来，显得格外宽敞。路边兰州拉面馆和吃羊蝎子的餐馆已经掌上了红灯笼，烤羊肉串的干脆把摊子摆在了路边上。烧烤架上炭火噼噼啪啪轻微作响，在已然微凉的空气中忽明忽暗着。
同北京大多数已经湮没的胡同一样，除了那几所保存完好的四合院建筑，史家胡同已经很难看出既有的风貌。只有几株粗大合抱的柏树，枝叶婆娑，几乎遮蔽了整条街道的上空——会无由让人想到这条胡同的古老过往。与毗邻的商业繁华的王府井相比，这里多了太多的寂静。以至让人感觉这里不太像北京，至少不是那个充满着CBD、水立方、国贸三期、高架桥、拥挤不堪的地铁的北京。
整个氛围安静、闲适，充满生活的质感，仿佛置身在时间的另一处。
“这才是真正的北京给人的感觉啊！”王军发出轻微喟叹。作为北京北京古城保护及城市规划问题的研究者，王军对于城市建筑、房地产开发、城市发展模式、文物保护等均有深入研究。
从读大学开始，他在北京已经生活了近20年，北京也早已经成为他的第二故乡。读书，工作，结婚，养育下一代，北京记录了他的成长轨迹。他对这座城市，充满了无限的感情。
“一座城市要给它的居住者提供生存下去的机会”
“一座理想的城市在于它的分享性，这种分享首先体现在它可以给居住者提供生活的机会，让他们生存下去。”王军说。这就如同他所欣赏的《清明上河图》里所展现的宋朝时期开封城的生活那样，临街的坊墙被拆除，街道被拓宽，市民被允许可以临街搭建凉棚，盖楼阁，人们可以沿着街市贸易。御街旁酒楼与药肆交错，鱼市、金银铺、漆器铺、马行街、牛行街等，都是繁华的商业街，“给城市里的居住者提供了无数个工作机会。”
之前的北京，胡同交错纵横，无疑是一个再理想不过的居住城市。他以现在的南锣鼓巷为例——他有一座房子就在南锣鼓巷的菊儿胡同巷附近。现在，那里沿街的商业依旧发达，人烟阜盛。“中国的城市，在从唐朝末年一直持续到南宋的两千多年里有过一次很深刻的变革。这个变革的一个结果就是你看到的《清明上河图》这样的市井生活，在这之前没有这样的市井生活。”
“在那样的一个开放的城市环境下，人与城市之间是有非常亲密的关联度的。”相比之下，现代城市里是由高速路、小汽车和超级购物中心来主导。为了让车跑得快，沿街的商业要禁止，然后全变成围墙。“如果买瓶水也要开车出去，我相信在那种城市里面，一个穷人是很可怕的。”王军强调。
“贝聿铭在1978年第一次回到北京时，带了一个美国建筑师代表团一起来中国。他第一次去景山的时候非常激动，回头跟美国同行说一句话：我很骄傲，我是个中国人。他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相信在他眼里看到的不仅仅是美：当时整个北京城就是一片绿海，四合院里面都种着树。绿海下面是青砖灰瓦的四合院，金红二色的中轴线，颜色用的少，但是非常和谐。所以当时北京城的美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我觉得这还不够，最重要的是，那一片绿海之下掩藏着一个你几乎看不到的城市，100多万人生活在其中。整个城市形成一种舒适而又紧凑的肌理，100多万人一起分享着这一座城市。”
“精神层面的分享会让人产生更多幸福感”
一座理想的城市除了让居住者在生存层面的分享之外，最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分享，“后者更会令居住者产生共鸣与幸福感。”王军说。
“胡同就是一种可以让人充分交流的理想住所形态。过去，每一个胡同的四合院旁就有一两座寺庙，那里是朋友间可以约会见面的地方，这种东西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慢慢‘长’出来的：有很多人往往把自己的舍宅奉献出来作为寺庙，比如太监，他们的房舍就慢慢变成一座座寺庙。这些地方对于生活特别重要，它们就像城市生命的穴位一样。居住在附近的人能够在那里见面，也能够诞生出诸如《西厢记》那般的爱情。”
“这样人们能够倾诉，对他们崇拜的偶像倾诉，或者彼此倾诉。然后会有商业活动，会有庙会，进行交易，市场也会随之出现，也让这个地方不动产的价值保持在一种稳定、上升的趋势。所以我就觉得胡同的价值不仅仅是文化上、宗教上，还有社区的功能在里面，生活在其中的人会产生精神上的归属感。当然，其中更包含着经济价值。”
诗人北岛在他的《城门开》一书里写道：“我要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重建我的北京——用我的北京否认如今的北京。”惆怅忧伤的情绪弥漫在北岛的字里行间。对于北京胡同的被快速拆除，马路被拓宽，以及古建筑的被毁掉，王军同样感到无奈甚至痛心，但是，他依旧用一种乐观的精神在活。“因为还有北京的魂魄在，那就是它的文化属性。”
“我喜欢逛博物馆，喜欢去听音乐会，我有时候跟朋友开玩笑：住在北京，房价这么高，如果不去享受一些精神元素就太亏了！北京的房价为什么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有这些附加的东西！”
一有空，他就会同家人一道去逛博物馆。他也经常用自行车载着已经6岁的女儿到处玩，“我们经常跑到景山公园的西门去吃兰州拉面，还有羊肉串。我们爷儿俩吃完了之后，每次都是兴致勃勃的，我的小宝宝就说，爸爸我们去爬爬景山吧，或者说我们去逛逛北海吧！真是太美了！我现在依旧觉得北京很美。”
对话王军：每一个人都有在城市中幸福生活的权利
采访/文：小剑
《心理月刊》：从过去的十几年开始，直到今天，中国的城市发生的变化让人晕眩。一方面，一座座新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崛起，“运动式”造城使人目不暇接；另一方面，“拆”声连片，推土机无情地推进人们还在熟睡中的家园，许多有深厚历史文化沉淀的老房子在“拆”字中永远消失。你如何评价这场破旧立新的“新圈地运动”的速度？
王军：一切的确是太快了。先说建城，实际上，不光是当下，中国的城市从古代开始建造速度就非常快。隋朝大兴城有80多个平方公里，一年就基本盖成。而明清所建的旧城只有62个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大兴城比现在北京二环路内里的建筑面积还要大十几公里。大兴城是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前所建造的最大城市。
大兴城建造使用了模数法。就是以一间房子为基本单位，确定多少个房间组成一个院子，多少个院子组成一条胡同，多少条胡同组成一个坊。总之，它是通过模块化，大规模地预制、复制和快速安装组合，来制造城市的。
大兴城的特征，就是你走进去看不到《清明上河图》，看到的全是小区围墙，每个坊都有坊墙包围，沿街不能做买卖。买东西得去“东市”和“西市”，而且晚上坊门要关闭。
最近十年来，快速城市化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你作为记者，采访了许多案例，你最突出的感受是什么？
对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和农民工，政府应该给他们修建保障房。这种房子不是作为商品房出售，而是先租后售，比如你租了十多年后，最后把它卖给你。英国二战之后大规模的城市化就采用了这种办法。穷人也需要住房子，但是他们没有支付能力，也没有信用，怎么办？政府提供信用，花钱来建保障房，实现低成本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也很稳定。到了撒切尔夫人任首相的时候，就慢慢把它卖给承租人了。
这种房子独特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下子让你获得产权，而需要经历一个过程。这实际上也是一个让你成长和强大的过程。等你有能力了，再花钱买到产权。当下的中国最适合这种方式。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农民工在城市里买不起房，另一方面，我们的银行流动性资金充裕，逼得央行一次次加息，国外的热钱也在一直涌入中国市场。
但问题是不断加高堤坝并不是解决流动性的好办法。为什么不能由政府出资、让银行提供抵押贷款来修建保障房呢？这样，需求和供给不正好对接上了吗？
房子不仅关乎个人的财产，还关乎一个人的尊严和价值感。每个人都有权利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享有有尊严的生存环境和空间，没有支付能力的人应该通过奋斗的台阶，变成一个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良好生存空间的人。
你如何看待一座城市与它的居住者之间的关系？
我对过去十年城市化进程中发生的许多故事无比痛心。在城市，一片片沉淀着历史和文化的老房子被拆除，里面的居民被强行赶走。在农村，强征土地的利益链条是政府以极低廉的成本将农村的集体土地强制征收为城市的国有土地，然后再高价卖给开发商，从中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这也就产生了土地价格的“剪刀差”。这场“土地盛宴”很大程度上是以被征收者的损失为代价的，他们失去了分享土地资产增值的机会。
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我都见到了那些因失去家园而痛不欲生的人。他们的愤怒、哭号、委屈……他们被称为“城市化的弃婴”。其实，他们就是我们。
在城市化进程中集中出现的暴力，已经让我们这个社会失去了弹性，变得很脆。这是非常坏非常糟糕的结果。如果再不为人们设计一个购买城市公共服务的付费渠道，通过契约关系而不是暴力理顺公私双方的关系，后果是非常不乐观的。这件事不应该只是“慢下来”，而是应该是赶紧刹车，赶紧“停下来”。
让我特别惊讶的是，你说自己觉得北京依旧很美——它已经被如此严重地破坏。
北京只是病了，因此我们都要去治它的病嘛！我从来不抱怨，实际上有时候我挺知足的。曾经一段时间故宫都要拆嘛，后来当然没拆，所以我每次看到故宫就挺高兴的。你想想，连故宫都差点儿被拆掉！
王竞：三棵树与一座城市的记忆
采访/文：建平
人物简介：王竞 凤凰阿歇特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在我所居住的小区入口处有三棵已经长了十几年的老槐树，每天在小区门口看到它们，心里总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但是，最近几天小区的电梯里贴出了告示，说是小区的入口要改建——改建的措施之一便是要把门口的三颗大槐树砍掉！这件事情让很多小区里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闷闷不乐。
有一天，我看到有人在小区门口贴了一幅画，上面画的正是那三棵大槐树，画的上面还用中文和英文写着：请不要砍掉它们！
看到这幅画，我的心里特别受震动，觉得自己也应该做点什么，于是发了一条微博，尝试向别人寻求帮助保住这三棵树。但是，一切发生的那样快。有一天晚上，我要乘坐夜班飞机去法兰克福参加书展，在晚上11点钟我拖着箱子出门。黑夜里，还没走到门口我就闻到一种异常浓烈的树液气息。原来，其中的两棵树已被砍倒了，树干歪倒在地上，叶子和树枝零零散散散了一地。闻到树干散发的香味，我感到特别伤心。
在我看来，北京这座城市在快速发展中已经丧失了太多值得去记忆的东西。在我工作的三里屯路的旁边，会看到许多枝干纤细的名贵树种，很明显，那大多是地产开发商毫无诚心的应景之作。太多粗壮的树木已经让位于越来越宽的马路和楼房了。
那三棵老槐树，虽然并不名贵，但看到它们心里就会涌现一种安全感和踏实感。我上中学的时候，学校里很多槐树，一到夏天的时候就满校园都飘着甘甜的槐花味道。所以我一看到这三棵槐树，心里就非常欢喜，从来没想过它们会被残忍地砍伐掉。
我在德国生活了很多年，那里不像北京，城市没有什么太剧烈的变化。我在德国的家是在距离汉堡不远的一个小镇上，许多房子是在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散布着几座古老的教堂。那些老房子，通常有红色的屋顶，纯朴又可爱。这个小城不是朝夕之间便被规划出来的城市，而是几十年来陪伴着居住其中的一代又一代人，慢慢成长起来的。城市里有许多街角和咖啡店，朋友们可以一起在那里聊聊天，悠闲地相聚或独处。我也习惯带一本书或者是一份报纸，坐在咖啡店里享受一段时光。
我在德国的家是爱人从他的祖父和祖母那里继承下来的房子，已经有80年历史了。院子很大，有好几棵大树，其中有一棵橡树，还有一棵栗子树，也都有七八十年历史了。因为是老房子，所以比较低矮，窗前的栗子树会把光线遮掉。有一次我对他说，咱们能不能把它给砍了？这样才能有更多阳光。当时我爱人恨恨地看了我一眼，说：“这是不可以的。”我一直记着他恨恨看我的眼神，因为那几棵树聚集了几代人的情感。况且，在德国的法律里，树的直径超过了多少厘米，即使它是在自己的院子里，也没有权力砍掉它。
有一个朋友，是一个福尔摩斯迷。一年多之前，因为一个游学的机会去了伦敦，他在这个城市里游荡了一个星期。他发现，福尔摩斯时代的伦敦还在：古老的伦敦桥、街道，他甚至还在福尔摩斯居住的贝克街221号B的门前流连了一会儿……那些建筑都活生生地存在于这座城市当中。相比之下，我总觉得北京只留在我的记忆里了，而我生活的这座名为北京的城市，已经越来越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