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5年,我们的世界发生了什么?

  非洲某个部落,经常逐水草而居,但他们每走几天都要休整。外人不解,酋长解释:我们的身体走得太快了,要等我们的灵魂赶上。

  在飞速运转的世界上,我们灵魂丢在哪儿了?

  1980年代,崔健唱道:“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现在韩寒说:“我要和这个世界谈谈”。身处其中的我们,有太多问题,太多困惑,太多迷茫,我们需要答案——如果没有答案,起码知道方向;如果没有方向,起码需要陪伴;如果没有陪伴,起码需要信念,也就是生命的强悍。

  《心理月刊》的出现,恰恰暗合了这分需求,让你安静下来,更好地认识自己,作出生活的选择。它远远不是向你推销一种生活方式,而是让你坐下来,等灵魂与你合体。5年,是时候梳理了,看到社会、每个人内心都在发生着巨变——而这些,正是我们成长的丰富土壤。

  1、急躁+焦虑 “中国其实是一个正在用百米冲刺的速度跑马拉松的国度。”

  这句话出自一位经济学家博客。那是在2008年,奥运会时,北京人流量骤减,街道特别干净漂亮,他陪着怀孕的老婆在奥运公园散步,有感而发:“我知道这是中国,但是它不是真正的中国”。这让专门收集民间词语的黄集伟心生感慨。他用这句话概括5年来中国人在高速发展中的状态。

  《商务周刊》前主编高昱一直在做社会转型和时局的报道,他深深感到一种躁狂式心态的弥散。不久前,浙江亿万富翁卢立强投湖自尽。5年前,卢立强辞去公职做生意,从一个针织厂做起,后来又做钢铁、游艇,手下五六家企业,发展很快。但卢为多元化及扩张,向银行及社会集资借贷了近5亿元,结果企业资金链断裂,竞争对手就想趁机把企业买走,卢不愿意,铤而走险借年息90%的高利贷,还跑到澳门赌博,赌人品、运气,赌到走投无路最后以死谢罪。

  卢立强的命运故事虽是特例但并非孤例。高昱在这5年中看到太多“躁狂”——下至大学毕业生,上至商业精英,他们普遍都相信自己比别人聪明,运气比别人好,可以创造乃至操纵自己的未来和命运,一旦失败就无法承受,于是出现种种崩溃乱象。

  对此,心理咨询师杨凤池深有同感:膨胀的野心让人痛苦,急躁是时代通病。做生意的想骤然暴富、上学的想从幼儿园就能跨入哈佛;行政领导永远嫌官小……大家非常急迫地想用最快的速度拿到成功、健康、快乐和幸福。公众需要大师、神医,想要短平快、迅速见效。以前电影《甲方乙方》中还描绘了“好梦一日游”项目,起码告诉你这是梦,现在大家连做梦都免了,必须马上把梦变成现实,或者把现实当成梦来过,能拥有神奇能力,一夜成名。这种心态中国人古已有之,过去的大炼钢铁“一天等于20年”;还有金庸的武侠小说,里面的主人公都是年纪轻轻就武功盖世。

  曾经的“下半身诗人”沈浩波,现在主持磨铁图书出版公司,在业界已算翘楚。他发现这5年来,中国人的阅读习惯还是比较“功利”的,很多时候是所有人读同一种书,最好是看完立刻能用的书。

  大家忙到没有时间受到美的熏陶、情感的滋润和体验性的领悟,要的就是结果。结果导致“机场读物”盛行:成功学的那一套,看了就学会。

  很多人都在追求外部的安全感,目标是1000万元时,觉得那就是幸福;可是到了1000万元,却又开始为下一个目标苦恼。赚不到,苦恼;赚到了,失望。他们无法找到自身的价值,只能靠外部世界的标签来标定自己的价值,忽略了内心对生活的感悟。

  现在,百合网的婚恋服务价格收费越来越高,从最初的400元到现在数十万元,但服务内容并没有太大变化。有人就是要买最贵的服务,“也许因为大家有一种原生态的焦虑,用什么样缓解?做一些实在的事情,比如花钱。”百合网婚恋调查总监王治国解读道。

  冯小刚评价他的《非诚勿扰2》:这些拥有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人,表面活得很光鲜,人五人六的,好像是中流砥柱,但是他们的内心非常寂寞。30年来一直是高歌猛进,可一旦拥有后,却发现自己手里是一把十三不靠的烂牌。我们对激烈的竞争很慌张,很焦虑,商品社会,似乎什么都可以买回来,什么都可以变现,可总是得不到我们真正想要的。

  2、时间断裂+记忆颠覆 “我们好像处在一个像非洲大峡谷般的断裂带上。”

  沈浩波觉得,以前我们总结,往往是以10年计,而现在中国的发展是5年一大变,10年已如1个世纪,也许以后就要3年一讨论了。当下人们都像狗一样追着自己的尾巴跑,本质上还是那个人,所贪图的就那么点儿事,可是速度实在太快了,这都是自己折腾自己,还以为跟上了时代的脚步。

  “问题就是一切都很伟大,乔布斯很伟大,奥运很伟大,微博很伟大,你不知道还有什么伟大在等着你……你觉得自己正当年,还跟得上,再过5年,可能就落伍,被淘汰了。人人都有深深的恐惧感,害怕被速度淘汰。”沈浩波感慨。

  5年前你会经常听人总结中国今日之变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从感觉上,这5年所发生的,其惊心动魄的程度和断裂感,撕裂感其实要比父辈经历的强烈的多。

  看上去,父辈们经历的事很多:各种战争,外族入侵,改朝换代,大饥荒,文化大革命……但是他们内心的苍老感未必比我们更明显——这些年来,我们几乎所有的记忆全部被抹掉了:对家乡、田园的记忆不复存在,对美好的定义不复存在,甚至连母校都不复存在了。

  什么是美好?就是孩子可以在乡间奔跑,可现在的孩子只喜欢玩iPad。这里没有高下,但我们定义的美好,就像iPhone升级一样,过去我们心中的幸福、爱情、人生的意义和对文学的理解和成名的方式,全变了。五四时期文人如钱钟书那样的风骨,都像是一个传说了。

  今年关于药家鑫案发生很多争论,这让人有一种感觉——我们好像处于一个像非洲大峡谷般的断裂带上,它正在形成中,而这一切发生得非常迅速。

  中国这100年来发生了太多事件,它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可这富裕和普通人有什么关系?没有人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沈浩波对此感到恐惧。

  作家廖一梅也深刻体会到时间带给自己的“眩晕感”。这几年,她最害怕杂志采访时问她一个问题:谈谈你这一年来的变化。她反对人生用这种方式计算。我们的时间感被破坏了。7岁儿子的时间感来自披萨的送货时间,披萨如能在半小时内送到,孩子就很高兴,否则就要生气;朋友要来,孩子可能会在1小时里打出5个电话——他的需要要在第一时间满足。

  这是一个黑洞,因为重要的东西总是要付出时间和成本等待,我们无法忍受这种等待,如坐针毡。

  3、幸福悖论+拜X主义 “大家在追求婚姻幸福的过程中又发现了很多不幸福的东西。”

  最近,《中国日报》作了一个调查,发现80%以上的人都认为幸福感不如5年前。世界著名调查机构盖洛普公布了全球幸福感调查显示,仅有12%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美满,这一数字低于伊拉克,与动乱中的阿富汗、也门相当。调查同时显示,71%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艰难”。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奢侈品大国了,可是拥有这么多物质之后,大多数人居然还是如此沮丧。为什么?

  我们对需要即时满足的“强迫性”过强,比起过去,我们幸福的“道具”和“途径”越来越多了,可是越追求幸福,却发现越来越不幸福的“证据”。你越追求,就越得不到。以前没有深究的时候,吃嘛嘛香,现在一认真了,发现遍地都是地沟油……幸福越来越细化,标准越来越高。

  “心理学有一种说法叫做‘习得性无助’,这在到百合网相亲的人中经常可以看到。”百合网婚恋调查总监王治国说,相当多的会员试图“以量取胜”,一个月相亲十几次很常见。可是长期如此就像心理学的那个实验一样:反复电击小白鼠,最后小白鼠无处可躲,干脆趴在原地,我不追求了,就这样吧。

  从求助到无助,再到“习得性无助”,这是很多人在这5年中心态变化的轨迹。

  无论是2009年电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曝出的那句马诺名言:宁可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接受自行车后座上的幸福;还是郭美美炫富事件,都会让人感觉到拜金主义日益成为一种主流价值观。除此外,还有“拜爹主义”。2010年最流行的一句莫过于“我爸是李刚”,你可以认为这是“脑残”表现,但之所以引发公众热议,因为这句话说出了一种社会现实:有个可以亮出的“爹”非常重要。人们无奈,又艳羡。

  高昱觉得大家普遍不幸福的另一个原因来自选择权的丧失。电影《让子弹飞》中有两句对白——葛优说,你想站着,还是想挣钱?姜文说,我站着,就把钱挣了。可是到底有多少人可以有这个底气?何况有很多人不论站着走着,都没挣到钱。

  无论你是选择站着还是选择去挣钱,其实都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更何况绝大部分的人是既没站着,也没得到钱。

  当幸福可以用来消费时,它就让拥有的人感到贬值,让追求的人感到沮丧,因为它是奢侈品堆积起来的,它必然只为金字塔上的少数人所有。

  心理学家徐钧认为,成功学统治下的社会,首当其冲要被牺牲的就是亲情。他甚至担心,父亲这个“基因”也在弱化甚至丧失。在丽江度假时,他发现带着孩子旅游的家庭,十之八九爸爸是缺席的。徐钧忧虑:这个社会过度强调成功以至于牺牲了男性的父亲角色,这会造成大量“父亲缺席”的家庭,其直接后果就是会有越来越多长不大的成年人。

  接力出版社出了一本畅销书,内容是一个以培养自己孩子为事业的父亲的故事。书页的文案是:你不能1周5天献给工作,只剩下48小时给孩子。孩子需要的是每天1个吻,孩子需要有焦虑时,父亲能在身边。

  中国的文化现在还是以工作为核心的,我们的孩子必然要为此付出代价。

  4、“囧”“被”+紧张度 “警察/城管/领导/拆迁/跳楼/死亡/猥亵/嚣张”

  2009年杭州富二代飚车人命案引发关于“富二代”以及仇富心态方面的大讨论一直在延续中,也许还会有各种富家子弟会因为拥有跑车和奢华的衣饰而精神空虚到用速度和炫耀寻求满足。

  而与此同时,2010年福建南平的小学血案这种极端案件反映了社会的某种共性问题:我们可以枪毙没事业没房子也没老婆的外科医生杀人犯,却无法消除强烈的失衡感——有人纸醉金迷,有人家徒四壁。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的工作,是观测“舆情调查”,关注各个层面民意状态。他发现这5年来,“社会紧张度”处于攀升状态。引起民众关注的事件越来越多,而且每个事件反应的程度也越来越强烈,这两个变化都是社会紧张度提高的标志。

  简而言之就是火药桶越来越多,而且火药的爆炸性越来越强。

  2008年的上海杨佳袭警案、贵州翁安俯卧撑事件(因一女生是否溺水身亡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等,都表现出社会不同族群之间的张力。喻国明曾从上百万的网络热帖中收集到出现率最高的词汇,2009年的高频词有:争议/官员/最牛/死亡/言论/警察/幼女(贵州习水县若干名公职人员嫖宿幼女案)/自杀;2010年的高频词有:局长/警方/死亡/领导/拆迁/采购/城管/跳楼/猥亵/嚣张。由此可见,现在民意的纠结在于公权力和公权力机关与民生之间的冲突。公检法系统引起现在社会舆情事件比例接近40%,很多群体性事件都因执法者执法错误引发。

  其实这不只是美女的困扰,也是很多成功者的困扰。现在,财富分配的80/20现象十分突出——20%的人掌握80%的资源。有钱有能力的人日益在婚姻/机会各方面面对过剩选择,而没有实力的人则没有选择。

  很多盲动的女人和男人,无论在情感还是事业上都会产生一种“铁线虫效应”——螳螂体内有一种寄生虫叫做铁线虫,有了铁线虫的螳螂肚子很大,它们会被铁线虫驱使着到水边,然后铁线虫就到水里去,螳螂死翘翘。这就是寄宿体操纵宿主的意识;还有一种弓形虫,会改变老鼠的行为,使老鼠变得很亢奋,大摇大摆到猫面前去送死。

  现在很多“盲动”的男女就好像是那些活跃“找死”的老鼠,被很多无形的观念操纵着比如那些爱上浪子的女孩,或者疯狂迷恋成功的男人,都被某种力量控制着,寻求种马基因?渴望传承自己的子裔?或者还是因为金钱价值观已经成为我们的弓形虫,让我们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

  嫁个有钱人,成为有钱人,在ayawawa看来都是基因作怪。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没有钱的男人就必须要研究女人,使用金钱、相貌以外的能力来“繁衍”后代,所以有智慧的穷男人“骗术”提高,现在甚至出现了“泡女学”以及专门研究泡妞的公司,教那些条件不够的男生如何赢得女人欢心。如果智慧不够呢?那只能耍胳膊粗,“拐卖妇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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