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东时间4月9日下午4点，天气还有些阴冷，在美国出差的我应约在波士顿的THE LIBERTY HOTEL门口等着一个人的到来——这家名字叫做“自由”的酒店是2007年9月开业的，原来曾是一间让人失去自由的有着156年历史的监狱。4点15分，一个熟悉的身影在酒店对面的地铁站出现，一路小跑，到了我身边时说：“不好意思，3点45分才下课，等地铁多花了15分钟，迟到了。”——他正是我的前任老板、世界最大的住宅开发商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王石。
王石是1月底过完60岁生日后到波士顿的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来做访问学者的。创业26年的王石在60岁之际把万科带到了1000亿元的资产规模。面对众人惊讶的眼神，王石在继续担任万科董事会主席的前提下，做出游学美国3年的决定。
《心理月刊》：您到哈佛时间不短了，应该能用英语交流了吧？
王石：其实我的英语阅读习惯一直保持着，但口语就很一般了。我第一次用英语演讲是2008年4月在沃顿商学院，完全是低头念稿子，结果20分钟下来，脖子僵硬，浑身汗如雨下，声音也越来越小。第二次是到哈佛商学院演讲，冯仑给我两个建议，第一演讲时声音要大，显得有自信心；第二在现场要跟听众有交流，念一段稿子，就要抬头用眼神扫一下现场，跟大家交流一下，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别再看稿子时找不到念到哪段了。
那次演讲的顺序，第一位是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他是留英的，英语很正宗；第二位是中欧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许小年，英语也不是问题；第三个是我。我上来讲的第一段话是：Please give me a chance to speak in English for practice——下面哄堂大笑，表示欣赏。然后开始念稿，其间抬头象征性地扫一眼台下的观众，其实也没仔细看，最多在面容姣好的脸庞上稍微停留一下。讲完之后，听众发出有节奏的持续掌声，显然不是那种给最后一个跑完马拉松的人的鼓掌，而是一种欣赏的态度。
现在呢？是不是没有一点障碍了？
这次来哈佛之前，虽然也练习了口语，但水平提高不多。刚开始听课时，前30分钟根本就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后来逐渐适应了，自己也有意识地跟说英语的人交往，基本上可以跟教授用英语进行交流了。
我过去阅读英文书刊的积累也起了作用，跟外国朋友交流时，他们都惊讶我作为一个来自中国的企业家对外国文学艺术的了解程度，这点多少让我有些自得。我跟口语老师讲外国小说，很多竟是他没看过的。谈莫扎特，谈音乐，谈雕塑，他们都很吃惊。虽他们知道中国这些年改革开放了，但仍然奇怪我怎么对西方宗教那么感兴趣，了解那么多。
您这3年在海外游学主要是关注人文和文化吗？
不，我主要还是关注企业伦理、社会伦理等话题。现在国内盛行的国学、新儒教，我认为是走不通的，与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观是无法接轨的。
华人史学家黄仁宇认为中国刚刚过去的百年是一个浩浩荡荡的现代化的过程，您对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怎么看？
从技术层面我是认同黄仁宇的。他认为中国一直是靠道德治国，其独到之处是发现中国缺乏数字化管理。他的《万历十五年》在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大陆还是影响很大的。他认为1949年之前，共产党和国民党一个是做基础建设，一个是做上层建筑。而1949年之后，国民党退居台湾后也开始做土改等基础建设，而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做上层建筑。
至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历史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而黄仁宇认为一切都是合理的，实际上是认为存在就是合理。他把偶然的因素，非要建立一个因果关系。他强调一切的结果都有合理性，事后解释为什么是合理的，等于没说，而现代哲学更强调不确定性。
您说到不确定性，那您如何看待中国房地产市场？
研究市场和政策需要方法论。首先政策是有不确定性的，但企业做决策不能不确定。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确定的，什么是不确定的，才能决策。
比如，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是确定的，不会终止。按照国际惯例，城市化率至少要达到70%以上才可能停止城市化进程，而中国现在的城市化率只有47%左右，最起码还有十几年的发展，只要城市化就要有基础设施投资，就要修路建房子，这是确定的。再比如，城市化进程中，人口的迁徙是确定的，至于向哪些城市迁徙则是不确定的。人口迁徙就会产生住房的刚性需求，这是确定的。但政府是否限制富人买房，这是不确定的。还有，房地产价格上涨特别快，一定不能持久，这是规律，是可以确定的。所以万科在2007年底就对外公布，第一不拿地王，第二不囤地，第三是不捂盘。
您现在对于万科最关注的是什么？
万科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对我是个新命题。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举办了奥运会、世博会。而日本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举办世博会后，在国际上崭露头角，出现了很多的国际品牌，像丰田、松下、索尼。同是亚洲国家，韩国也出现了三星、LG等国际品牌。中国为什么还没出现真正的国际品牌？是因为中国企业的价值观与别人不同。比如中国的一些企业强调的狼性文化，实际上与普世价值观是有冲突的，是强调弱肉强食。
我的逻辑很简单，中国市场经济只有30年，要求只有30年的企业诞生国际品牌有点勉为其难。现在中国的第二个30年开始了，万科的目标是成为国际品牌，这也是我为什么到哈佛来学习的原因。
王石著作
《生命在高处》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05-01
“仰望眼前耸立的珠峰，真难以置信我曾攀登上去。在她面前，个体渺小到微不足道，但我确实登上去了。50个日日夜夜，熬过了缺氧，寒冷，枯燥，寂寞，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超越自我，登上了世界之巅。”
《道路与梦想》 中信出版社 2006-01
“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从军队转业后在郑州铁路局工作。母亲是锡伯族。锡伯族历史上是个游牧民族，能征善战，其中一个分支跋涉两万里，大举迁徙军屯伊犁河谷，为保护西北边疆立下战功。我一直认为，自己的身上也延续了这种野性的精神和对生命行走的强烈渴求。”
《让灵魂跟上脚步》 中信出版社2008-01
“慢下来，不仅是要看看未来，希望看得更远；更要回顾过去，希望看得更清楚——包括个人的历程、企业的轨迹，以及大的文化背景。”
《徘徊的灵魂》 中信出版社2009-08
“上海世博会万科馆。这个馆的名称叫‘2049’这个馆表达的是对人与自然环境、城市生活的思考，主题为‘尊重的可能’。”
《灵魂的台阶》 中信出版社2011-01
“对人类来说，高山不仅仅有外在的雄伟，它还是耸立的灵魂台阶，是宗教的源头。”
“阿拉善让我们忘掉自以为是”
2004年，参加“阿拉善SEE”治沙的企业家们非常自信，认为人定胜天，能治好沙漠化。很快，科学家就给我们上了一课。科学家说“治沙本身就不准确，因为沙是自然形成的，上亿万年，你们怎么去治？没有这个沙漠哪来平原？”先把我们打一棒。我们这才知道是自己太自以为是，本身有很大的盲目性。防止沙漠化，首先要从防治我们的心灵沙漠开始。要有理性、科学性，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在万科做的一些事情，很多都是受到阿拉善SEE的启发。我本身就是一个受启发者。阿拉善对企业家的作用不仅仅是企业家如何治理沙漠化，如何与TNC（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一块鼓励支持中国民间的NGO组织，同时本身我们又是受启发的对象”
——摘自腾讯新闻《中国观察》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