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一个有思想的女导演，实力远远超过名气。在胶片里，她思考、呈现和表达人类的爱与孤独。《姐姐》、《今年夏天》、《红颜》和《苹果》等纪录片和电影，让她迅速跻身国际影坛，成为新星导演之一。2007年，从威尼斯电影节回来后，李玉就投入了新片的筹备工作。但就在前段时间，李玉刚说服投资人推迟了新片拍摄计划，理由是剧本的后1/3不能让她怦然心动。这就是李玉：永远忠实于内心的声音。
我是谁？
有人说我温柔女人的外表下藏着一颗男人的心；其实我知道，我的内心兼具粗壮与丰富的特点。20岁时，我觉得自己已经很老了，但仍然不断寻找内心所指引的方向，为此宁愿放弃之前的所有。做好人，拍好电影，获得成功，都不如对热爱的追随来得重要。
李玉简历
1973年12月 生于济南
1996年 纪录片《姐姐》获中国纪录片协会大奖
2001年 电影《今年夏天》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艾尔维拉·娜塔瑞奖”
2002年 《今年夏天》获柏林电影节“最佳亚洲影片”特别奖；电影剧本《坝上街》（拍摄时更名《红颜》）获釜山电影节PPP最佳原创剧本奖及“PPP哥德堡基金奖”
2005年 电影《红颜》拍摄完毕，参加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获“欧洲艺术奖”
2007年 电影《苹果》，入围柏林国际电影节竞赛单元
“我的电影中经常会出现女人哭的镜头”
我的父母是错配的一对。父亲长得很帅，还有点才华，却一直无法为温柔多情的内心找到一个合适的出口。对我来说，他不是一个好榜样，他的缺点是男人共有的那一点—比较花。这种花遇到母亲的多疑，问题就变得很严重。我的电影中经常会出现女人哭的镜头，这是来自母亲的影响。她一旦发现父亲有什么出轨的蛛丝马迹除了吵架就是哭，看到我还会把我抱在怀里要我一起哭。
家庭环境可能是我早熟的根本原因。有一次，母亲在厨房里做饭，我坐在旁边问姥姥是怎么死的，然后我又问，妈妈会不会死，母亲有点不耐烦地说我当然也会死。后来她说，我很久没有说话，她回头发现我已经泪流满面。那时候我只有四岁。可能是为了从吵闹的家庭中抽离出来，我从很小就开始写东西。小学六年级时，我写了一个童话故事，讲一只小兔子在森林里不断被别人欺骗和性侵犯的故事。老师说我是从杂志上抄的，我没辩白，因为我知道那就是我在想的事，别人是否理解并不重要。就这样，到20岁时，我觉得自己已经很老了。
“追随自己内心的渴望”
母亲觉得女孩子在电视台上班是个很体面的工作，于是让我去报考济南电视台——我就这样开始了自己的电视生涯。
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工作很多年的主播一遍遍地看录好的节目，吹毛求疵地寻找自己的不足，很受触动——因为我从来都是录好节目就收工。这个主播真的很热爱自己的工作。而在我的内心深处，这份工作的地位没有那么高，面对着镜头日复一日地背诵别人写好的套话很无聊。尽管还没有找到自己最喜欢的，但我知道这绝不是我所热爱的！
转机很快就出现了。一天早饭，我看到《东方时空》播了一个关于刷马桶女工的纪录片，突然被一种对普通人的朴素记录打动了。第二天，我向台长提出要辞职。很快，我来到了CCTV，开始做纪录片编导，离开安乐窝，住进临时员工宿舍。宿舍旁有一个解剖楼，每天匆忙地经过那，我不觉得害怕反而很开心地想那些泡在福尔马林液里的尸体——他们生前是什么样的人，有过什么样的经历。那真是一种疯狂的快乐，同事们说在楼里就能听到你进院时的笑声了。
“爱是什么？我觉得是一种全身心的依赖。”
在济南电视台工作时，我谈过一次恋爱。我们好了很久。他的家庭特别融洽，父母关系很好，对我也特别好，下了班我经常腻在他妈妈身边，她就给我做好吃的，我觉得自己变成了这个家的一员。后来我意识到，拂去男女之间最初的吸引，维系我和他的是这个家庭的温暖，我爱上的是这个家而不是这个人！
那之后经历的恋爱，我渐渐有些感悟。爱是什么？我觉得是一种全身心的依赖，把自己内心最柔软的一部分打开，容纳另外一个人的所思所想、优点和缺点。分手后，我还会和之前的男友以朋友的身份保持联系。
如果爱一个人只与自己有关系，那么关心一个离开自己的人也只与自己有关。这是大道理，很多人都能想到却做不到，我也是这样，如果做不到，我就让悲伤的情绪彻底放纵，释放能量，让它赶快过去。
“我只想默默地生活，偷偷地做自己喜欢的事。”
在《东方时空》期间，我完成了第一部获得大奖的纪录片《姐姐》。
那次我们是去济南拍摄一个民警的纪录片，但他的双胞胎儿女吸引了我，我在现场改变了主意，改拍《姐姐》，记录一个小女孩反抗自己姐姐身份的故事。后来纪录片大师鲍勃·怀斯曼看过后找到我说，我一直想拍却没有拍出来的那种效果被你拍出来了。这部纪录片获得了中国纪录片协会大奖。那天晚上回到住处，我关起门来开始大哭。有个朋友不放心一直在敲门，说，李玉你哭什么啊，获奖是好事啊。我没法跟他解释我的感受，这是我内心的一个秘密。从小我就不习惯被人关注，我只想默默地生活，偷偷地做自己喜欢的事，别人的关注会带给我压力，我会很恐惧。
大家觉得我从济南来北京是一个大转折，但主播、纪录片其实都是围着电视转。2000年前后我开始想放弃纪录片去拍自己的电影，这是一个真正的转折，通过它我越来越靠近我最热爱的东西。
“关键的决定只能由自己独立的内心来做。”
对未来我总是充满期待，为此我可以不顾一切。决定拍电影《今年夏天》之后，我放弃了原来的工作开始拉资金见各式各样的投资人。我一遍遍地对人家讲我自己的想法、我的剧本和我内心的渴望，但人家想的永远是你没有做过电影导演、没有专业背景，于是大多数会面以不了了之收场。当我和第十几个投资人见面，又开始重复讲了许多遍的话，对方客气地听着，过了一会他开始低头点烟，我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对方已经丧失了兴趣，只是出于礼貌还在"听"，抽烟是彻底厌烦的表现。我突然打住了，说就到这里吧。那一刻，我知道以我当时的情况，不会有人给我投资了，如果相信自己，那么就自己给自己投资吧。
每个人的成功背后都一定有很多人在帮助他，但关键的决定只能由自己独立的内心来做。我和当时的男友把合买的房子卖了，加上积蓄开始了拍摄《今年夏天》的艰难历程。这部电影一部分在北京拍，一部分在济南拍，最终拍完时身上只剩下50块钱，仅够买一张火车票，所以男友是逃票才回的北京。那真是很艰难的一段时间。
“方励是父母之外另一个给我影响很大的一个人。”
方励是《红颜》和《苹果》的制片人，是父母之外另一个给我影响很大的一个人。2004年，因为筹资拍摄《红颜》，我想通过方励联系一个国外的投资人。电话里，方励了解了一下《红颜》的剧本梗概然后问过能否email他一份。不久，他打电话给我说我们坐下来聊聊这部电影吧。于是，他成了这部电影的投资人。
方励可能有一点钱，和很多有钱人相比，他既不懂怎么花钱，也不懂怎么挣钱，他投资电影更多考虑的是电影本身而非仅是票房。就在不久前，我们一群人在一个茶室谈新片，电视里播出的一个纪录片，一个北京郊区的残疾人种了很多杏树，结果杏子都被冰雹打坏了，他就把杏子埋到了地下——他原本想卖了这些杏买辆电动摩托车的……大家看了都很沉默，突然方励用很低的声音说“我一定要帮助他实现这个梦想”。现在他正在通过电视台联系这个人。从方励身上，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做好人的力量，这也是我这个被他“制片”的人又一个做好电影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