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谁？
我最大的特点是犹豫不定。但很幸运，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主心骨。小时候，我的梦想是早点长大，娶一个最漂亮的姑娘。在这个梦想变成现实之后，我一直活得很满足。将来，我想努力做一个好老头，一个年轻人也会喜欢的好老头。
个人档案
1960 出生于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左旗巴音塔拉苏木；
1978～1980 由鄂温克族自治旗乌兰牧骑（县文工团）推荐，在呼和浩特市内蒙古艺术学校学习蒙古长调歌曲和马头琴演奏；
1980～1983 在内蒙古艺术学校呼伦贝尔盟分校继续学习蒙古长调歌曲、巩固马头琴演奏技巧，同时担任舞蹈班的语文科教学工作；
1983～1985 在鄂温克族自治旗乌兰牧骑（县文工团）担任独唱演员和马头琴演奏员；
1985～1990 在呼伦贝尔盟电影发行放映公司蒙古语电影配音科，从事配音和剧本翻译工作；
1990～现在 在北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蒙古语部，从事新闻时事节目和专题栏目的播音及文字翻译、采访等工作，并主持《中国当代文化人物》节目。
出版专辑 《杭盖》/《天边》
“他想用这种方式来提醒我，不要忘记草原。”
我出生于1960年代，那时候没有私人财产，放的牛羊全都是国家的。我的姥姥和姥爷分到的都是牛，我就是被这两个“放牛专业户”抚养长大的。8岁的时候我搬到镇里上小学。
从我上小学开始，姥爷每个周末都牵着马早早来到学校门口等我放学，把我接回草原，一直坚持到他去世。他想用这种方式来提醒我，不要忘记草原。事实上，草原的生活确实比镇上的生活有趣的多。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只有没日没夜地练习。”
我14岁去了海拉尔，在那里度过了我的初中和高中。当时条件比较艰苦，我又是家里最大的孩子，家人都希望我可以早点赚钱养家。于是，在高中毕业后我就进入县文工团，随即被文工团送到艺校学习马头琴。
到那里才发现，很多马头琴演奏员都是从十二三岁就开始学习，而我那时已经18岁了。马头琴通常要学习5年以上才能出成绩，但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只有没日没夜地练习。练到双手缠满胶布，手指的皮都被磨破了。
离开草原之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拉琴。1998年，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到法国演出。演出期间，我每天晚上都在法国一个小镇的河边拉琴，很多人围在我身边听，还有一些小孩子随着我的演奏咿咿呀呀地唱歌。音乐是相通的，无论生长的环境如何不同，听到好的音乐，都会马上变得快乐。
“十几年来，是她一直带领着我，为草原的人民做事。”
我的爱人乌日娜是一个非常勇敢、完美的女人。她其实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妻子。她不太会、也没有太多时间做家务。但是牧民的本性让我们喜欢把事情简单化，谁擅长做什么就多做一些。
乌日娜是我的高中同学，比我低一个年级。我们认识的时候，她17岁，我20岁。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到了结婚的年纪。在比较了很多女孩之后，觉得她最适合做我的妻子：她那么漂亮，而且和我有相同的文化背景。我想如果和她生活在一起，一定会很幸福。但因为她高中毕业后考入中央民族大学音乐系声乐班，毕业后又留校当老师，我们恋爱8年才结婚。
很多媒体总是宣传我，说我是呼伦贝尔的文化使者。其实，乌日娜才配得上这个称号。我更像她的秘书，通常我做的都是搜集整理资料、写一些文稿之类的工作，具体做实事的都是她，她在和人打交道方面是天才，而且超级聪明。十几年来，是她一直带领着我，为草原人民做事。
“没想到在CD面市3个月后，‘普罗’就告诉我，钱已经全都收回来了。”
最初只是朋友们知道我唱歌还不错。后来，他们认为这样的音乐绝对应该被记录下来。可当时怎么会有唱片公司愿意给我这样一个老头子投资呢？于是，几个朋友就自费为我录制了一张CD，这就是最早版本的《杭盖》。没有渠道推销，就分送给各自的朋友。在口口相传之下，认识我的人越来越多。
“普罗艺术”在这个时候找到我，为我出版了CD《天边》。原本计划的预算是10万元，而且是由一个朋友独自出资。但随着录音的进行，“普罗”最终将投资追加到100万元。那时候我压力很大，生怕唱片卖不出去，让朋友和公司的钱都打了水漂。没想到在CD面市3个月后，“普罗”就告诉我，钱已经全都收回来了。
“我很欣慰女儿有能力用写作和音乐来排解压力，释放自己的情感。”
我的女儿诺尔曼现在上高一，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但我也从来没在这方面对她规定过任何硬性指标。她在文学方面天赋很高，从小学开始写散文，初中时写的作文被老师拿到高中的班级当范文，参加作文比赛还获得过北京地区一等奖。
诺尔曼9岁第一次尝试作曲，现在已经写了75首歌，词曲都是她一手包办。很多公司都想给她出专辑。这些歌曲的风格很多样，最初的歌很“草原”，在不断的成长过程中，她越来越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歌曲也逐渐变得比较流行化。我很欣慰女儿有能力用写作和音乐来排解压力，释放自己的情感。
“《吉祥三宝》原本是我们用来自娱自乐的。”
《吉祥三宝》是收录在《天边》中的一首歌。但它其实不是原生态，而是“家生态”。这原本是我们用来自娱自乐的。那时候，两岁多的女儿来到北京，正是牙牙学语的时候，却只会说汉语。我和女儿相处时间比较长，就尽量和她说蒙古语。她对什么都好奇，常常用蒙语向我没完没了地发问：星星是什么？月亮是什么？乌日娜听见我俩的对话，就建议我把对话“实录”下来，并谱上曲子。我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完成了《吉祥三宝》的词曲创作。
在没有上“春晚”之前，《吉祥三宝》已经很走红。在一次民歌节的聚餐活动上，很多演员都给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人敬酒。我一打听，才知道他是春晚的总导演郎昆。身边有人建议我们也去敬酒。我和乌日娜看那些演员都太年轻了，就让英格玛（演唱《吉祥三宝》的小姑娘）去。过了一会，英格玛回来对我们说：“他让我上春晚。”我问她是怎么回答的，英格玛说：“我说‘行’。”
虽然现在有这么多的演出，我们仍然不是演员或者艺人。这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偶然现象而已，并不能成为主旋律。
“观众只认我们这三个宝，任何一个人更换了都不可以。”
英格玛目前在呼伦贝尔上学，每当有演出的时候就要坐上飞机离开草原。
她并不喜欢这种生活。总和我们两个在一起，生活有什么乐趣？
但没办法，观众只认我们这三个宝，任何一个人更换了都不可以。她在这个组合中是很重要的。
我们都希望她将来能有很好的发展，但音乐这个东西谁都不能担保，也许经历了变声之后就完全改变了。所以，现在对她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打好基础，多学点东西总不是什么坏事。
“这些孩子每个人身后都有一座山，一条河。”
现在，呼伦贝尔虽然有270万人口，但纯粹的牧民不到15万。这个现象直接导致的就是本土文化的逐渐消失。
《五彩传说》中所有的曲目都是草原上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民歌，我们用现代音乐的方式重新编排。这个演出相当好看，每首歌都比《吉祥三宝》好听。策划这个演出，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听到草原的民歌，也让这些祖传的财富焕发出新的光彩。
看过演出之后，很多人对我们表示感谢，因为他们第一次发现原来草原上还有这么美好的东西。《五彩传说》的小演员全都是从牧区选出来的，这些孩子每个人身后都有一座山，一条河。
现在，我们建立了基金会，并且准备到国外的优秀童声合唱团取经学习，看看他们是如何管理的。最理想的设想是把《五彩传说》打造成一个品牌。最近，我们刚刚把演出中的曲目制作成CD，马上就可以在市面上买到了。
“草原不应该只有草，就像一个地方不应该只有男人没有姑娘。”
对我来说，演出是休息。没有演出的时候，我每天夜里工作、学习、整理。我和乌日娜目前已经整理了上千首民歌。其实这个数字是很可怜的，我们无法预料没有被收集的民歌还有多少。我和乌日娜想在有生之年尽可能多地做点事情。
现在我每次回到草原，都会明显地感觉到草原的退化。那里已经没有四季分明的美景，只有绿色的草地。草原不应该只有草，就像一个地方不应该只有男人而没有姑娘。草原上的资源吸引了太多的人，但那些人不是牧民，他们对草原没有爱，只想利用草原来发财。开发资源只是在政府和企业之间进行的活动，当地 “土著”的生活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善。
我和乌日娜十几年来一直致力于改善草原牧民的生活。宪法里其实有很明确的关于保障牧民权益的条例，但牧民对此完全不了解。我们就把这些法律条款翻译给他们看。目前看来这么做还是有效果的，起码让牧民有了法律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