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森·德·古乐佳（Vincent de Gaulejac）：社会学家，巴黎第八大学社会变化研究室主任，在多部著作中阐述社会负罪感这个问题，如《阶级的神经症》、《卓越的代价》以及《羞耻感的来源》等。
《心理月刊》：在今天的社会，我们因何感到有罪？
文森·德·古乐佳：上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崇尚的是那些表现优秀、个人成功、自我实现的人——不仅工作和生活要好，头脑和身体也要好。这种“追求卓越”的意识形态让那些达不到要求的人产生负罪感，他们感到自己无法攀登到这样的高度，所以是失败者。
当然，大量失业者的出现有助于减少个体的负罪感。人们会想：“我不是唯一的失败者，有上百万人和我一样，这无疑是社会的错误而不是我的。”但是，失业者还是会把这种情况归结于个人的失败，当他们到就业市场寻求帮助时，那里的人就会指责他们说：“如果你找不到工作，那是因为你不够主动，能力不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父母常常会感到自己像犯了错误一样，因为他们没有给予孩子“为工作而战”的必要条件。
上世纪70年代以前，负罪感主要来源于性。今天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我可以换一种方式来提出你的问题：弗洛伊德认为性心理因素对负罪感的产生起到巨大作用。这种说法仍然有道理吗？避孕方法的诞生和道德标准的降低使得大量的性压抑被释放出来。如今对性完全排斥的人已经很少了。尽管受到艾滋病的威胁，但年轻人可以比他们的父母更好地享受性。做爱不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离婚、有几个伴侣都不再受到社会的谴责。
在社会关系上，我们看到更大范围的宽容。但在心理上，禁忌仍然存在：离异或生活在复杂的关系中仍然会让人产生负罪感。因此我要说的是：负罪感转变了形式。我们不像过去那么压抑，但我们仍然感到“做了不该做的事”，可是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这不是我们为了享受行动自由而付出的代价吗？
这是权力的现代面孔。当我们生活在一个强大权威体系内，永远都会有一个主人，比如父亲、警察、国家首脑，他们会指引我们应该朝哪个方向前进。可如今，没有人再强行发布命令，凡事都有商有量。
权力者试图得到个体的赞同，然后告诉他们要追求的理想：“这就是你应该成为的人。如果你做不到，那是你自己不好。”过去的情形是：“我没有遵守法规而受到惩罚。”现在是：“我感觉不好，因为辜负了人们对我的期待，但又不清楚期待我什么。”这种负罪感更多地同我们的“生存”有关，而不是“行动”。
社会更宽容了，却容易让人产生负罪感，这难道不奇怪吗？
不奇怪，因为社会道德标准和“超我”之间存在着联系。精神分析认为“超我”是我们内心的法律，它依靠现有的价值体系来指导我们的行为。当一个社会缺乏有利于团结的标志时，个人的“超我”就会肆虐，给出矛盾的指令。
您能举几个例子吗？
社会要求我们既要团结友爱，又要不惜一切代价取得成功。那么，在一个颂扬竞争的世界里，你若想成就一番事业，就要毫不犹豫地践踏所有的竞争对手！这时候，不能做到团结友爱，就会产生负罪感。另一个例子，出于互助友爱的原则，你与同事一起同老板抗争，因为同事遇到解雇的威胁。你感觉很好，这同你“关爱别人”的观点吻合。但同时，你心里响起另外一个声音：“你真傻，上当了，怎么不考虑自己的利益呢？”
如同我没有给地铁里乞丐钱也会感觉不好，是吧？
乞丐是和我一样的人，因此我会产生同情心。但我害怕变成他，这又让我排斥他。为了让自己安心，我告诉自己：“他应该去工作；这是今天早上碰到的第10个乞丐了，我不能给所有人钱……”我还有种不舒服的感觉，就是别人向我要本不该我给的东西：“这是国家的事，国家应该保证公民的生活！”即使这样安慰自己，如果什么也不给，我还是会有负罪感：“他什么都没有。而我却有这有那。”更糟的是，给了钱也会产生罪恶感：“我给了钱，就是支持这种不劳而获的行为，这样不好。”尽管如此，给钱已经是消除负罪感最好的方法了。
我们设想一个没有负罪感的社会，那会是什么样？
没有负罪感的社会，一个永远不会让我们有犯错误感觉的社会，我们是无法在其中生存的，它简直就是地狱。其实，负罪感是人与人关系中一个重要的元素。它是社会化的一项内容，让人把社会标准和文化内化。它无法阻止我们互相残杀，但可以引导我们思考生存的意义及行为的目的。它让我们不能对世界上的不平等、不公正和剥削听之任之。
冷漠：自我保护的策略？
面对穷困的人，我们容易产生负罪感。这时，防御机制就会起作用：“如果他处在不幸中，那是他自己的错误造成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但是，这种冷漠的表示同时也证明，我们身体里有某种东西要求我们对此做出反应。我们在“追求卓越”的意识形态中投入得越多，那么周围人的失败场景就越让人无法接受。因为那会提醒我们，我们也有可能变成这种失败者。其实，冷漠是不可能的。逃避负罪感正是感到自己有罪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