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亲戚的小两口在筹划大婚。运筹帷幄，把所有潜在消费落实在每一份亲朋的红包礼金上，100%利用，婚礼各环节，礼数周全倍儿有面子，并且盈余出“蜜周”旅行和一些家电的置办。Excel表格上呈现一幅完美规划，佩服佩服。可他俩继而又开始焦虑，担心老谁家的小谁如果没有给出预期的数额怎么办？怀疑某某同学如果因为忙没来参加婚礼也就错过了缴纳礼金怎么办？又忧虑是否会有这么多同事给面子捧场？相当纠结，作出各种假设和备案，压力很大。来请教我这个在旁边看热闹的“哥”。我说你打出10%不可预估吧，他俩又重算一遍，结果弄反了，加出来10%不可预估的收入没地方花，还说“哥，你这办法真好。”
幸亏他们没有我们这拨朋友，否则资金链肯定断裂。我赶上“九年一贯制”试验学校，从小学入学到初中毕业，相处同一拨同学，混出十来个青梅竹马的发小，情同兄弟姐妹。
大学毕业刚工作的第一年，其中一个女同学出嫁了。大家生平第一次包红包凑份子，觉得给现金俗，于是每人凑300块钱，一共花3000多块买了一部当时最“in”的新产品——Play Station 游戏机。那时的3000块在北京能买1平方米房子，用来买个玩具当礼物，挺像那么回事。新郎官也是同龄人，按捺不住兴奋，特意把它从红包堆里拿出来放在身边。凌晨一点半，新娘羞答答地给一个男同学打电话，说新郎不会给Play Station解码，急得无心风月、夜不能寐，问能否上门帮助？新婚之夜不能让新人扫兴，这个同学就连夜去探访了洞房，帮着解码，并索性陪新郎玩了一宿足球游戏，新娘给他俩煮面条吃。此举后来传为佳话。
为平等起见，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坚持着共凑3000的原则。10多年过去了，10来个婚礼也过去了，大家事业各有发展，物价也蓬勃上涨，可红包钱，还是一共3000元。这些钱现在在北京只能买0.15平米房子。上周末，在倒数第二个同学的婚礼上，即将于今夏完婚的最后一个王老五抗议：“不行啊！这通货膨胀，晚结婚的太亏了！”抗议被驳回：“10年前3000块能买Play Station，现在3000块还是能买Play Station。”
6年前的一个婚礼上，那个新郎得到的礼物是从汽配市场买来的两根靓丽的大弹簧：“知道你老婆不赞成你发烧越野，我们赶紧替你把后轮避震升级了，算是最后一次纵容。可是预算已经超支了，所以前轱辘你自己想辙吧！”感动得他直想流泪。
“份子”其实只是形式，关键在于给这个形式赋予什么含义。如果你想把婚礼的成本归零，那就得做预算、结算，很辛苦；如果要在亲家面前挣面子，那又会纠结乃至误伤；如果甚至想用份子钱奠基新生活，那就得盼着亲朋们都大义凛然；最后，如果非要用某些数字或者物件去祈福海枯石烂天长地久，那还不如买点伟哥什么的更利于婚后生活。顺便说一句，窃以为“岳母给女婿九千九百九十九块钱象征天长地久”、“婆婆给儿媳壹万零一块钱象征万里挑一”是个愚蠢无比的象征，基本属于把民俗低俗化，还不如过去的跳火盆吃生饺子呢。其实这两个数加起来等于二万，万里最二？一万倍地二？所以还是把红包跟快乐相连吧。甭太长，送个东西让他俩快乐一年就挺有意义。通货在膨胀，快乐却不见得涨价。
我分享完自己的心得，他俩不以为然：“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比我们挣的多呀。”我说：“非也非也，是我们比你们要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