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小光，吉林省吉林市一家媒体的记者，也是一位独立纪录片导演。他追踪拍摄近5年的纪录片《女子宿舍》虽然还未完成最后的剪辑制作，但已在网上引起热烈关注。
“女子宿舍”是一间简易出租屋的招牌，紧挨着吉林市中心最热闹的劳务市场，20多平方米的居住空间，长年挤着20多名女房客，她们来自农村，人到中年，无依无靠，白天出现在餐馆、建筑工地，赚取微薄生活费，夜里则蜗居在日租2～4元钱的女子宿舍，脏乱差的狭小空间，是她们的家和庇护所。
大张是这部纪录片的主要人物之一，也是带我走进女子宿舍的人。她曾是我的采访对象，一位为了解决养子上学问题，坚持奔走于政府相关部门的母亲。
10年前，不堪忍受丈夫的拳脚，离婚后的大张独自从农村来到吉林市打工，住进每天2元房费的女子宿舍。经老板孙二娘介绍，答应替一名叫金春子的朝鲜族女人带孩子，条件是每月除了孩子的生活费，另给500元酬劳。大张高兴地领着孩子回了农村娘家，尽心尽力地照顾。孩子长高长胖了，但承诺的生活费和酬劳却从未兑现，欠款越积越多，最后干脆连金春子都消失了，这个叫小石头的孩子就成了大张的养子。
多年来，大张领着孩子走了很多地方，经常留宿女子宿舍，寻找小石头生母的下落，希望能讨回公道。但小石头的乖巧依恋，又让她暗暗希望金春子就此永不出现。这个麻团一样的烦恼包裹着大张的生活，越绕越大，孩子长到学龄，却因没有户口无法正常入校。大张四处求助，不厌其烦地讲述自己和孩子的遭遇，希望能让小石头落户上学。2006年冬天，她就这样走进我的视线，跟着她，我一脚踏进女子宿舍的世界。眼里眼外全是女人，上了年纪的女人，待在破烂不堪的高低床上，看不清铺盖颜色，各种气味混杂成一股令人不快的怪味。如果都从床上下来，人就只能胳膊碰胳膊地站着。
这场面让人脑袋发晕。穿行在城市里，看着干各种活计的农民工，我常疑惑，这些白天涌入街道的人，夜幕降临后消失去哪儿了？而路边不怎么起眼的“男宿舍”“女宿舍”招牌，也总让我好奇，是什么地方，有什么人住，是否包含些美艳？
两个问号在脑海中挂上了钩。没有任何美艳，脏乱差的2元宿舍，就是农民工“消失”的角落。
职业敏感让我觉得这里有故事值得记录。只要有时间，通常早上4点多起床，赶到宿舍，女人们刚起床或者还没起，在有限的空间里抢着接水洗漱、入厕，极易发生矛盾。有活儿的出门干活，没活儿的去不远的劳务市场找活儿。下班后赶过去，她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在劳务市场或宿舍分钱，心情放松地唠嗑，盘算着晚餐吃点啥。8点半左右就熄灯了，大家抱怨着老板孙二娘的抠门，疲惫不堪地倒头睡觉。
中国大陆有大量农民工，与城市彼此依存，但从情感上却无法接轨。近年来，人们对他们高强度的劳动和讨薪问题司空见惯，但私下里的生活、心底流淌的小河却鲜有人知。所以，我的镜头只对准宿舍。
从躲躲闪闪落荒而逃，到对着摄像机像看着老友的眼睛，我们彼此花了两年时间。如今，快5年了，房价由每天2元涨到了4元。即便如此，一旦有人离开一段日子再回到宿舍，就还得重新磨合。
这是一群年龄在40岁以上的女农民工，其中不乏60～70岁的老者。生活背景相似，大多因为在农村有一段错误的婚姻，逃婚或离婚，无房无地，只好独自跑出来谋生，走错一步步步错的大有人在。日子长了，孙二娘也炼就了火眼金睛：“啥样人，我一搭眼就能看出来，有些姐妹确实可怜，有些人干脆不值得同情。”
一个让人放心的结局
从拿起摄像机的那天起，我的心就常常陷入一种抑郁当中，问自己，要这样“跟屁虫”般，拍到何时？这种拍摄方式极其耗费时间，心会跟着她们的情绪大起大落。眼见着命运悲惨的人，朝着注定更困苦的方向走去，尤其残忍。有年老的女人，拍一两回就消失了。很多次，回看拍摄素材，我嚎啕大哭。
一位采访过女子宿舍的记者离开时告诉我，再不走就要崩溃了。这感觉我再熟悉不过。如果与她们仅仅相处3天，一定会跟随她们的讲述进入一个灰暗无望的世界，但我坚持下来了，因为坚持，看到了她们如何与命运抗争，看到了藏在她们内心的乐观情结。
她们不会向人乞讨，即便日子再难，想到的也是，谁能给我介绍个活儿？她们责怪儿女不孝，责怪自己人生中的种种失误，但从不把自己的命运与社会因素连在一起，并真心羡慕家乡那些拥有土地的人，因为好政策过着实实在在的富足日子。
而宿舍，从情感上更像一个有归属感的庇护所，家庭关系荒芜的她们，在宿舍里可以找到友情，分享食物和工作，可以用歌声，用推心置腹的交流，甚至用野蛮荒诞的争吵来排解生存压力，随后轻松上阵。她们性格中的倔强、随意、狂躁、善良和懦弱，都与你我一样。只不过身份各异，处理问题的能力方法不同。但其中为了生存的挣扎与坚持，又何尝不是你我每天经历的？
看到的越多，越能坚持。女子宿舍如同一个浓缩的社会，我想让更多人了解其中让我欣喜感动的一切，让人们从中找到家人的影子，自己的姐妹、妈妈、奶奶。尽管生活满是泪水，但我很少去拍。因为想告诉大家的不仅是她们艰辛的生活，更希望让观众看到，通过自己的抗争，她们慢慢获得一个让人放心的结局。
最让我牵挂的是一个叫小芳的孩子。她比我儿子还小1岁，但不同于我接触过的任何90后。她常说：“我怎么觉得自己的想法像个妇女。”幼年丧父的小芳只在学校待过1年半，跟着妈妈流浪，在宿舍里断断续续度过童年和少年。她12岁靠卖废瓶子攒了1000元，以此向母亲宣告自己可以独立外出打工了。小芳一直极其渴望有个家，在母亲身上死了心后，开始幻想有一天能穿上洁白婚纱，组建自己的家。
第一次失恋，她给我打电话，痛苦地哭了很久。现在，她频繁地往返城市与乡下小姨家，她目睹同为姐妹，小姨却过着与母亲截然相反的生活，日子踏实自在。小芳告诉我，农村太好了，不用看人脸色，任何人都像亲人。她没有土地，就勤快地帮小姨种地，并试图和乡下的叔叔谈判，要回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我对她的未来充满希望，常告诉她：“希望你在镜头里是好孩子，镜头外也是。”
除了小姨，大张也是小芳佩服的人。大张从未放弃为养子上学的事而努力，尽管穷困潦倒，却仗义地为付不起房钱的人垫钱。她每次出现在宿舍，都像个精神领袖和心理医生。喜欢唱二人转，把自己和别人从郁闷的情绪里解脱出来。虽然小石头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但我深信，不管小石头的生母是否会出现，这个孩子都会热爱、孝敬大张一辈子。
宿舍的灵魂是老板孙二娘，旁人看来这是个掉进钱眼儿里的精明女人——手机充电要交5毛钱；自来水要控制水流；收集来的旧衣服也搞个“展销会”……她可以板起面孔，脏话连篇地向住客催缴房费，但扶起生病卧床的姐妹去诊所打针，掏钱时比谁都大方。
她是宿舍的“维和警察”，也自称是全体住客的“打工妹”。其实她也有不幸的过去，是离婚一族，但她不但从丈夫那儿夺回了儿子的抚养权，还独自供孩子上学成家。如今，她的生活与城里老太太没什么两样，每天下午准时出门接孙子放学。我问她幸福么？她说幸福：“你没看到我和家人生活在一起么？”
几年来，我一次次犯了拍纪录片的忌讳，难以自制地从摄像机后跳出来，介入她们的生活。我发狠地警告骗了大张所有钱的女人，别再让我看到她，否则把她弄进局子里；我也会不客气地告诉一位大姐：“怨不得别人，你落到今天这样的境况都是自己造成的。”除夕之夜，我委托孙二娘办两桌年夜饭，让宿舍的姐妹也过个年。
在她们眼里，我是一个“老弟儿”，可以一起抽烟、吃饭、借钱、掏心窝子唠嗑。她们会捎给我农村的“山货”，生病了，有人会不断打电话问好了没，打听治病偏方。看到我情绪低落，会开导劝慰：“你呀，也忍着点，别和领导过不去啊。”
我常常想，今后给儿子办喜事，我邀请的宾客里会有这样一群朋友。
我的名字叫“好好活着”
仿佛一种习惯，今年我仍在拍摄宿舍故事。计划年底完成剪辑制作，20集，面向全国观众播出。但我不会主动放给这些“老姐儿”看，如果有人一定要看，我只能按下开始键后就悄悄走开。
几年前，我跟踪拍摄过一个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家庭，片子完成后刻了光盘送给他们留作纪念，但他们看一次哭一次，最后就不看了。
我内心深处，一直有种很柔软的东西扎得很牢。拍过的纪录片里，吸引我的主人公，大多有一种相似的气质。他们在困境中会蹲在地上痛哭，但抹干眼泪，一甩手，又能站起来往前走。生活本就是在这样一种不得已，或者那样一种不得已中变换，中间有那么一点点转瞬即逝的欣喜和期盼。只不过有的人依然会用全身心的热情来迎接这短短的几秒钟，并且在这几秒钟里寻找所有的意义。这种力量，使得一个最普通的人充满令人尊敬的凝聚力。
除了展示有这样一种力量，我也想让所有城里人和农村人思考：该怎样慎重地规划生活，该怎样好好活着。
年轻时，我热爱美术和音乐，性情急躁鲁莽。1986年当兵，抱着吉他写歌，1993年组建自己的乐队穿梭于城市的歌舞餐厅。后来，开始北漂，留长发，住地下室，所有钱用来给音乐公司送歌曲小样，渴望得到认可，出唱片。我天生就是搞音乐的，歌怎么会不火？
但直到1996年，依然没有结果。剪掉长发，回到家乡，我心情抑郁极了，往日摇滚歌手的生活惯性也极易用颓废和酒精安慰自己。10年青春，100多首歌，竟然是一场空？！索性不要活了吧。最终，我被父亲救了回来。醒来时，心里很空，自然而然对生有种感激，大彻大悟后思考了很长时间。在父亲的帮助下，我开始拍片子，和家人承包了电视台两个栏目，每天骑着摩托车出门，做老百姓故事类的采访。节目慢慢出了名，我也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
随着年龄增长，目睹镜头中各式人间故事，我心里越来越踏实平静，觉得活着的每一种感觉都很幸福。回想往事，早已坦然，甚至琢磨：如果当年不放弃，坚持做音乐，没准儿也能实现目标。我慢慢悟出来，一个人生活的动力，源于确立目标与信念，并有乐观淡定的情绪。
年轻时，遇到困难，习惯把自己陷入音乐和酒中，筋疲力竭，却没有任何帮助。而今，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学会分享：有那么一两个朋友、亲人，能听你倾诉，妻子常说她就是我的精神垃圾筒。通过倾诉，缓解释放了情绪，能获得平静的力量，再去面对问题，会采取理智的方式。
相比从前对音乐的狂热，现在的我，更喜欢一个人安静地散步，或是坐在电脑前看拍摄素材，和纪录片网友交流。在他们中间，我的名字叫“好好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