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
至今想起爸爸，脑海中立刻忆起的是1980年代的蒋筑英、罗健夫那一代知识分子形象。那时的国家刚刚结束一场动乱，百废待兴，全社会都在以热切的姿态拥抱科学的春天。媒体上连篇宣传的是为事业而献身的知识分子，我的爸爸妈妈正是其中一员。
对我来说，童年最温馨的家庭图景就是这样：台灯被报纸糊上一半，爸爸妈妈挑灯夜战，伏案工作，而我在静谧的纸笔沙沙声中入睡——跟所有劳动模范家庭一样。当然，也许这时爸爸还忙于工作没有回家。家是什么概念呢？
我的父母是中学教师，由于住房紧张，我们就住在学校，有时是体育器材室，有时是办公室——这对爸爸的工作可方便了。那时刚恢复高考不久，他一直担任高三毕业班班主任，每天都是第一个进教室，直到下了晚自习才回家。有时晚自习之后还要接待家长，处理学生矛盾，和老师谈工作……我们那间小屋经常烟雾缭绕，家长、学生、老师坐到很晚都不走。
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自觉的认识和双倍投入的实践。我爸爸因为极其出色的工作而获得省级劳动模范、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劳动奖章等眩目的荣誉称号。后来，他逐步升职为校长，担任很多社会团体职务，经常作为楷模写材料和演讲。对于一个普通教师来说，这几乎是极致了，他为自己付出的辛苦与获得的荣誉感到骄傲，随之而来的动听言辞和亮丽光环也令他陶醉和眩晕。
其实，我相信在埋头苦干的年代，爸爸的想法是纯粹的——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做个对社会和国家有贡献的人。他从中学起，受到家庭成分的影响，尽管成绩出色，却在高考时不能报考自己喜欢的专业和大学，并在参加工作后不断受到冲击和排挤。
他天资聪颖，善于钻研，性格内向，我亲耳听到老师们由衷地称赞他是“问不倒”：“不管多难的题，老张总是能解出来，而且有不止一种解法。”而在令人窒息的年代，他的才华与热情被极大压抑着。我从小就看爸爸组装的电视、听他组装的收音机，我的童年照片，都是爸爸自己冲洗放大的。但如今，当我翻看这些黑白照片，只想慨叹：他从前多么兴趣广泛、热爱生活啊！而且最关键的是，当他没那么忙碌和“重要”时，他还有时间关注自己和家人。
后来被光环笼罩的爸爸，却离我们的家越来越远。对我，他最看重的只有学习成绩和纪律———一个全国模范的女儿怎么能够不考第一呢？一个严于律己的校长的孩子，怎么能够自由散漫呢？他教数学，也有着数学般的严谨和理性。他不喜欢我哭，常常教育我，遇到困难要坚强，想办法迎头解决。如果我在外面受了委屈回家流泪，只会受到另一场打击。当然，这也造就了我现在外柔内刚的性格。他常说，咱们家没男孩，我和你妈妈又忙，只能把你当男孩子用。从上中学起，换煤气罐、搬运冬储大白菜、运煤，都是需要我积极参与的。
在这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妈妈和妹妹分别经历的两次大手术。那时我还在上学，十多天陪床，都是我一个人。是啊，我是家里的“男孩”。妈妈的手术是在暑假，可爸爸却被教师评级、补课、出差，以及各种繁复的社会活动占据着，到底是工作需要他，还是他需要工作？估计他自己也很难分清，总之是能来探视就很不容易了。甚至来到病房不久，就倒在隔壁床上睡着了。而这些“事例”，在后来爸爸与妈妈出现感情危机时，成为我妈妈数落的证据。
当我结婚离开家后，似乎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爸爸的内心真正在想些什么。他退休后马上应聘于一家私立学校。时隔多年，我又看到他忙碌地画图，改试卷，戴上花镜，翻看发黄的教案。实际上，当他很快升职并参与较多社会工作后，离一线教学已经有些远了。他有必要为私立学校的升学率玩命吗？没必要。但他待在家里又做什么呢？由于双方“不擅经营”，他与妈妈的感情渐行渐远，家甚至成了俩人都退不回去的地方。一旦不能工作，爸爸该怎么办？每当想起这个问题，我都心神恍惚。
但生活给了我，也差不多是给了爸爸一个答案，就在他刚刚带完私立学校毕业班的那个暑假，突然被查出肝癌晚期，其实他还不到63岁。记得他有一次开玩笑说，从前那几届高三年级组老师，只剩下他一个人还没得癌症。这个对于全家人的噩耗只持续了3个多月，这3个多月，差不多也是我成年后和他相处时间最长也最密切的一段时光，我的心情几乎复杂到麻木。每天去医院，总能看到他正在呆呆地注视着窗外，在他忍受病痛的浅睡眠中，总能听到他喃喃自语：“……这条线画错了。”“……这道题还有别的解法。”如果一个人在弥留之际，潜意识还在思考工作，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爸爸的追悼会热烈而隆重，可谓哀荣备至。一个学生说，当她在某个著名的花卉市场给我爸爸买鲜花，就看到3份同样的花篮，写着“献给张老师”的字样。追悼会人流如织，他所属教育系统所有单位都派人参加了。最让我触动的是这样一幕：几个头发蓬乱、穿肥腿裤的十几岁男女生，在三鞠躬后掏出几包烟，点燃了一根，恭恭敬敬放在张老师微笑的遗像下方。
真希望这是我爸爸最想要的，并以此告慰平生。
我老公
当年毕业前夕，我的同班同学——现任老公，邀约我到学校旁边的小饭馆，严肃地说：“我留京了，而且单位能分房，我终于能够向你开口了……”而我几乎忍不住要喷饭。谁会接受这样的求爱呢？特别是像我——那时如此自命清高，觉得自己特远离世俗的女子。
但人的命运总有共通的规律，最终，我们还是走到一起。而且我发现我原来对他的印象太片面了。我老公其实是一个浪漫而且富有生活情趣的人。他酷爱电影、围棋、羽毛球、绘画、篆刻、书法，摄影摄像一学就通，还当过一阵子古典音乐发烧友。
他玩什么都痴迷到极致。为了玩得“精”，他请过羽毛球教练、围棋教练、游泳教练。在没有孩子的那些年，“玩”是我们最大的开销。
而且，可以这样说，即便是在“七年之痒”的时候，我们的感情也一直在高位运行。他专注地爱一个人，而且知道怎样去爱。他不擅言辞，不喜欢小说散文，却在每次出长差（比如出国）时都给我写日记；实在没时间，就拍摄下旅途中的一点一滴。我们的纪念日，他会亲手做一张卡片，写满对我的祝福。我们结婚10周年，他把我俩从小到大的照片合成，配上音乐和文字，编辑成一个电视片送给我……可想而知，我反复看了几遍，哭了整整一个晚上。
当然，在纪念日制造浪漫不是难事。只不过他总能给我这样的感觉：我们家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没有什么能让他以牺牲家人幸福为代价。在任何困难面前，我们永远共同面对。
婚后的那几年，我们的生活按部就班。那时正值国家经济改革日益深入，变化日新月异。一夜暴富，迅速“成名成腕”是许多人的梦想，我们有的同学一毕业就买了车。我在媒体工作，每天风风火火，以关注社会焦点、参与重大报道为荣——对于媒体人来说，做这样的事确实又重要也风光。可我老公却觉得意思不大：人总是容易在貌似重要的事情中迷失。我们自己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机会总是去寻找对的人。一个偶然的因缘，朋友们带他去了河北赵县的柏林禅寺，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暑期“禅七”。他在柏林寺皈依，并开始学习佛法。从那时到现在，差不多又十几年过去了。佛学书始终是他的固定读物，即便再忙，每天也会坚持花几分钟做功课。我并不是说，他在生活中就不像个人，他依然勤勉敬业，爱护家人和朋友。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这是他学佛之后的信条。我不清楚他的“进境”，也不能说他多么超凡脱俗，但我能够感受到他在心灵安宁和工作奋进中所追求的平衡。
当然，现实生活不会按照既定节奏行进。后来，他的工作越来越忙，先是每天下班很晚，接着又同时主管了外地一个分公司的工作。我们几乎一周只能见面一天，而这一天也常常是在他写文件、接电话和临时有事出去的情况下度过。他日益肥胖，双眼浮肿，几项肝功指标升高，他再也没有时间打球了，而这样的生活不是我们想要的。
去年的除夕夜，女儿睡着了，他突然拿出几张纸，说，我们一起想想，在生命终结之前，还有什么心愿要实现？我们开列出很多选项：身体健康，换一套房子，供女儿上大学（留学不管），有足够养老的钱，出国旅游，有时间和精力研习佛法……看起来，有些心愿还离我们很远。为了达成这些目标，我们需要做什么？
我老公说，首先，他不想再为工作疲于奔命。于是我们相约，过完40岁之后要放慢脚步。这几年，他会有准备地打基础，将工作和收入保持在稳步上升的状态。如果不能“上升”也无妨，关键是要保证身体和家庭的健康快乐。
上周，在他回家的那天，我看到他在记录一天的时间表，每个小时做了什么，都清清楚楚记录在案。他说自己已经坚持了一周，就是想看看，怎样从工作时间中再拧出水来。
很多时候，当我感谢生活给了我一个好老公时，我都在感谢这个时代——它让我们理解成功与幸福的含义不再是单一的——你享受自己的幸福的时刻，可能也在体会人生的各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