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今年夏季到来的时候（7月中旬）就经历了一场“耗亏”：在一次经历了一个长期治疗、已经好转的病人的一次严重病情发作之后，突然对心理治疗工作产生了不可抑制的厌恶感，自己马上作出决定：立即休假，终止所有治疗，找人督导。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病人负责。
每个治疗师都希望自己的治疗成功，病人好转，有严重心理障碍的病人不仅在治疗过程中会出现病情的好转，也会出现病情的加重。另一种情形为，他们对病情“好转”的现实无法接受，因为“好转”就代表结束治疗，结束与治疗师建立起来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病人出生后很少体验的，是促使他们目前进步的动力。这就可以理解为何病人会再一次以症状来表达他们的“分离焦虑”。
专业上称后一种现象为“负性移情反应”，弗洛伊德描述到：在精神分析工作中，有些病人表现出一种非常奇特的行为方式。当治疗师对他们说病情有希望好转或对治疗的进程表示满意时，他们显得不满并且其病情也毫无例外地变得更糟糕。开始治疗师把其作为挑战，认为病人企图证明他们比医师优越。但是随后治疗师有了更深入和公正的观点。他开始明白这些人不但不能忍受任何表扬和赞赏，而且他们对治疗的进步有相反的反应。任何治疗方案应该都有效果，它在其他人的身上产生了效果，对于这些病人他们的病情出现了一定好转，症状出现了暂时的缓解；在治疗过程中他们变得更加糟而不是变得更好[1]。
但对治疗师来讲症状的加重则意味着挫败。治疗师的自我功能建立在理论知识、临床经验、生活体验和自己的人格结构上，后者虽然为前三者的综合，但仍有其特殊性，如幼时很少得到关怀的治疗师会将自己对父母关爱的希望投射到病人身上去，这样，病人病情的好转与否就成为衡量自己儿时愿望是否得到满足的标志，这样，在长期治疗之后，在病人病情逐渐显示出的彻底恢复的迹象时，病情重新加重可能导致治疗师深深的失望—一种来自幼时十分熟悉的无助感。 作为回应， 它可能为愤怒的攻击性反应，如作出终止治疗的决定（在幼时为拒绝进食—作为拒绝关爱的被动攻击），这实质上是治疗师作为“无助的帮助者”的一种反应，更应该看到的是，如果不是治疗师有童年的那样的经历， 他/她就会认真地对待自己有作出“终止治疗”决定的冲动，把它视为病人由分离焦虑引发的原始无助、无望的感觉，而来专业性处理。
同样要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治疗师以反向形成的方式来对待病人，他们会对病人比任何时候都好，如增加治疗次数、允许病人破坏设置、随时满足他们的一些要求（减免费用或延长治疗时间等），典型的这类例子可以中国传统家庭的“长子行为”作比，所谓“长兄如父”，家里的长子固定地就要背上向下照顾弟妹、向上孝顺父母的主要责任。他们即便是做得非常周到，也会时常受到内疚感的折磨，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以德服人”为这种心理的合理化说明。《金庸》小说《笑傲江湖》中令狐冲的师父则是一个极端的这样的例子，他对弟子的“好”建立在自恋地对自己好、满足自己欲望的基础之上。治疗师的“好”以这种方式出现时， 就失去了对病人症状背后动机的洞察力，由于它是指向治疗师自己自恋性的心结，因而就完全失去了治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