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i-Parents父母皆祸害”豆瓣网小组论坛里，涌动着大量控诉父母的声音。组员自称“小白菜”，在这里倾诉、反思父母造成的伤害。小组2008年初创立，2010年7月初发展至7000人。经过媒体传播，3个月后，小组成员已有2.7万人，还成立了副组。
“中毒的父母”
“他们在人前是标准的好爸妈，但是孩子感受到的是什么呢？”26岁的Sophia讲起父母就很激动。“从5岁强迫参加各种圈圈叉叉班，对我的精神戕害就开始了。画画出一点问题，耳光就下来了；弹琴，如果一段弹了两三遍都出错，他们就拿出两三根针往我手上扎……我只能沉默，听话，服从，但每次听到他们的脚步声慢慢靠近，我就会产生一种巨大的恐惧，就好像濒死的恐惧一样。”到青春期，暴力更升级了。“谩骂、羞辱、轻蔑，否定我的一切。在这些可怕的话中，我感到自己一次又一次地被毁灭。我经常是靠一个幻想撑过来的：我是一台机器，不怕疼，没有情感，冰冷，你输入什么，我就输出什么……我没法不恨他们。”患有抑郁症的Sophia完成了研究生学业，远离父母，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但在情感上却屡次受挫。她渴望爱，却又灰心地说：“我还是先不谈恋爱的好，我控制不住想残害他们。”
Sophia并不孤单。在“父母皆祸害”小组里控诉自己的父母之后，她的帖子得到数百个有相似经历的小白菜的回复，她吃惊地发现，“居然有这么多同样的事情发生”。
“高中时我妈突然给我跪下，说‘求求你好好学习’。现在都是阴影。”
“我好恨自己，为什么是个女的，为什么带给妈妈痛苦？我是不是不该来到这个世界？”
“我绝对不会要孩子。我好怕生了孩子又重复我和我爸妈的模式。我不想让我的孩子重复我经历的心灵痛苦。”
在小组内组建“公益帮助小组”的心理咨询师王占郡说：“刚看到那些帖子时，我感觉非常震撼：这里就像‘家庭教育错误博物馆’，让我看到一个‘家庭教育重灾区’。错误有轻有重，道理有左有右，但孩子的情绪、痛苦是真实的！”其实，有机会翻出一本流传甚广几乎脱销的心理书籍《中毒的父母》，我们会发现，家是亲密关系的所在，却制造着人世间最深的伤害和怨恨。
“我认得你，因为你是另一个我”
“文化是个不断演变的巨兽。家庭是巨兽体内的多体小兽。而个人不过是小兽身上的一点颜色。在以为可以自作主张之余，往往不知道身在万花筒中，稍有牵动，便会改变图案。”这是家庭治疗大师李维榕写在《为家庭疗伤》前言中的第一段话。
家是什么？家庭像社会和个人一样，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发生着变化。社会心理学家阿琳·斯果林克指出，未来数十年内家庭会因社会领域发生着的3种变化而产生不同的需求。首先是在经济领域。越来越多的女性外出工作和女性主义的观念影响，将婚姻的文化理想，推向了更为平等的方向。其次是人口学的因素。家庭结构日益缩小，两代之前还期待的多子女的家庭，现在却变成将经济资源集中在一到两个子女的抚养上。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是“心理贵族化”。这意味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多，人们变得更内省，对内在体验更为关注，因此对关系的情感质量也越来越感兴趣。无论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在家庭，人们都对温暖和亲密有了更高的需要。斯果林克认为，在过去，当家庭生活更多地被视为是对社会角色的服从时，人们是不会对这些情感的缺失不满的。但现在，人们都期待家庭生活应该提供快乐和满足，家庭问题的出现也就在预料之中了。
“父母皆祸害”最初的控诉者，突出特征圈定为小学老师们的子女——也许有道理，教师，正好是社会主流意志最重要的输出口。媒体的报道也把子女与父母的冲突焦点简化为“50后”父母与“80后”的代沟。但事实上，现在的控诉者从90后到50后、从待业青年到留美博士都有。他们能够迅速理解彼此，只有一个共同原因：都受过父母的伤。就像小组QQ群招募帖中说的：“我认得你，因为你是另一个我”。
相反的声音，无论是批评或是提供建议，在这里都被强烈的排斥和反感。他们常常感慨，“小白菜和非小白菜真是两个物种。”他们觉得，说话的人根本不明白他们曾经或现在仍在经受着什么。或许，置于“父母皆祸害”小组组规之内的一段话，可以让我们清晰地了解他们的初衷：我们不是不尽孝道，我们只想生活得更好。在孝敬的前提下，抵御腐朽、无知、无理取闹父母的束缚和戕害。
父母无恩论
“我们只想生活得更好。”究竟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如其所是”然而对有一些人来说，想要生活得更好，要逾越的障碍，却似乎比跨越千山万水还要艰难。因为他们要逾越的是，有毒性的父母有意识、无意识在他们的成长中留驻的烙印。
一直以来，父母的爱被当然地描述为伟大而无私的，是无条件的爱的象征。“孝”字当头的观念深藏在我们的集体文化意识中。像胡适那样提出“父母无恩论”，实在是稀少。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胡适所论及的反而是真实：“我想这个孩子自己并不曾自由主张要生在我家，我们做父母的不曾得他的同意，就糊里糊涂地给了他一条生命。况且我们也并不曾有意送给他这条生命。我们即无意，如何能居功？如何能自以为有恩于他？他既无意求生，我们生了他，我们对他只有抱歉，更不能‘市恩’了。”然而，更多父母就是在“市恩”，他们把孩子视作没有独立意志的附属品，最经常说的话就是：“我这是为他好……这是‘我的’孩子，要他怎样就应该怎样。”
写作了《母爱的羁绊》一书的心理学家卡瑞尔·麦克布莱德博士，以个人多年与母亲的抗争和临床治疗丰富的经验，分析了一类对子女最具伤害的母亲——“自恋型母亲”。这类型的母亲，所有的焦点和目光只集中在自身，她要么完全忽视孩子的需要，要么以自己的想法为出发点完全地控制着自己的孩子。作为她的子女，特别是女儿——就像她的另一个自己，意味着要尽一切努力去迎合她的需求，成为她欲望的外延。
家庭治疗学派的心理学家刘丹早就说过，只有孩子心中才对父母有着真正无条件的爱，不然孩子不会想尽一切办法来讨好父母、忠于父母，哪怕用伤害、毁灭自己的方式。
心理学家将家庭行使的根本任务定义为：为家庭成员提供一个发展的母体，让他们在其中能够发展为成熟的、心理健康的人。这或许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家庭、不同年代的受害者，暴露的问题会惊人一致？”
控诉是走出问题的第一步
心理学知识的广泛普及，让我们有了意识，开始去反思、反抗父母的行为。但“控诉”对很多人来说仍是非常困难和难以接受的。承认父母对自己造成的伤害，在某种程度上不仅意味着对赐予我们生命的父母的背叛，也是一种对文化的反抗。
“我曾经默默地在小组里待过好一阵子，看着那些与我有相同经历的帖子，不敢有共鸣。我一直天真地以为他们毕竟是我的亲人，如果违背他们的意志，就是大逆不道。但是，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忍下去了……”直到父母安排23岁的阿叮和一个带着15岁儿子的有钱老板结婚，她才决定控诉、反抗。“那天我才知道自己原来是个什么样的人——没有安全感，不自信，不会表达自己真正的想法，喜欢评论别人……我当时非常痛苦：自己个性中存在的问题，居然是最挚爱的妈妈带给我的。”潜水很久终于决定加入小组的“梦醒时分”也如是说。
控诉是值得肯定的。它是一种意识层面的觉醒，却可以带动潜意识里的深层解冻。仍以麦克布莱德博士所研究的自恋型母亲的孩子为例。在一个小孩2岁大时，正是他开始说‘不’和‘我的’的个性化过程。这一过程随着孩子逐渐长大，开始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爱好、需要和欲望，以便从容不迫地从父母那里独立出来、形成健康的自我意识，贯穿一生。正常的父母，会允许这一过程有条不紊地、自然地发生。但是对自恋的母亲的孩子来说，这一过程会受到严重阻碍，因为她不是管得太多，就是完全忽视他们。“被忽视的孩子的情感需要得不到满足，无法发展个性、并成为独立的人，因为她一直试着用想象中妈妈的爱来填补自己的空虚。她尝试像一个小婴儿一样和妈妈粘在一起，努力博得妈妈的赞赏和关注。被管得太多的孩子，则没有学会把自己看成一个独立于妈妈的个体，没有发展出自己的需要、欲望、想法和情感。这两类女儿的情感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在发展自我意识方面都有困难。”
开始控诉，就意味着女儿和母亲分离的开始，她总算可以开始表达属于自己的声音，自己的意志。这是力量的体现，让子女在声讨中感受到自己的自我意识和独立。
“首先要认识到存在问题，才可能改变。而且，我们的成长中必然有离开父母天地、背离父母过程，自然会有对父母的批判。”该小组的管理员张坤说。
需要超越的“控诉陷阱”
“他们还不是坏父母，只是我也没法把他们等同于好父母，基本上他们就是王八蛋！这几十年来，我一个人生活在孤独和无助之中，我只企求一点关心安慰和鼓励，但是连这最基本的要求都得不到，我不知道这样的父母还有什么意义。”说这个话的人已经35岁了。但他舔拭伤痛的样子，仍像一个无法保护自己、也承担不了自己生命责任的孩子一样。郑立峰说：“许多人到三四十岁，与父母青春期的对抗没有结束；到四五十岁控诉还未完结，还想着要把15岁时不能讲的事和父母讲清楚。有可能父母已经改变了，甚至去世了，他还没放下。”
所有的孩子都有两种本能：“被爱的本能”和“去爱的本能”。两种本能是各自独立的，就算没有被爱，还是会有去爱的本能。两种本能都需要有机会自由表达。正是这个缘故，那些憎恨父母的孩子们，在控诉之后仍无法释放去爱父母的本能，这让他们内心更加痛苦。很多控诉者都以为，长大成人独立之后，远离父母就好了，就不被祸害了，但心理上与父母不断的纠结却隐含着这样的语言：他们还在幻想着父母会对自己好。
“为什么那么多人无法放下对父母的怨恨？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他们需要找到父母爱自己的证据。”家庭排列师郑立峰说。这无疑是一个悖论，满眼只有怨恨的人，是不可能看到爱的证据的。但越是缺失，人们越会生成另一种强烈的渴望，并以此去评判父母，进入更加失望的循环。可是，就算有好父母，我们几乎每个人，不都在小时候羡慕过别人，期望别人的家长是自己的父母吗？在我们的心底，其实也藏着一个万能父母的幻想。
放不下，只意味着沉溺于控诉的情绪、自怜自艾不能自拔，只意味着时光早已飞逝，却仍将自己固定在“受害者”位置上，固定在那个弱小的孩子身上，像当年受到父母的妨碍一样，改由自己妨碍自己作为一个成年人前行。
“我们不能用过去父母的错，为自己现在的不完整找借口。”走过自身成长之路的魏敏，现在是萨提亚学习与应用发展中心的负责人，看过了太多工作坊里的控诉，也看过了太多人走出控诉的变化，她说：“比控诉更重要的，是要与自己的生命能量联结，完成自我的成长。当我们变得有力量，可以更好地生活，就不会再紧抱着对父母的怨恨，和他们的关系也会随之改变。”“要父母道歉、认错、改正，”控诉者说。但真正的和解却需要先在自己内心进行。
4、分析关系的性质。所有的“良性”传递都是具体的：“你给了我生命，抚育我，保护我……”接下来，解释那些我们所接收到的恶性传递：信仰（“你跟我说所有男人都很坏，这是错的”）、缺陷（“我需要更多的温情”）、虐待、伤人的话……
5、修复缺点。作为结论，我们声明自己将保存这段关系中所有好的部分，并象征性地放下所有让我们痛苦的部分。
6、在墓前告别。写完信，怒气和怨恨也不复存在。于是我们把信和代表我们得到的“好的部分”和“不好的部分”的两件物品放到墓前。
对父母的指责，应该让父母知道吗？
不同的心理专家可能有不同的意见。玛丽丝·瓦扬认为，不一定要让父母知道，我们自己知道对父母有哪些指责，就可能从而精神上开始脱离父母；苏珊·福沃德则主张与父母对峙，她认为对峙能克服直面“中毒的父母”时的恐惧，为今后与他们的关系重新定位。
同时，心理专家都认为沟通方式很重要。比如，伊莎贝拉·费里奥扎建议我们给父母写封信，平静地、斟词酌句地写，不要控诉、指责，而要讲述我们自己的痛苦；莫尼·艾尔卡伊姆则建议我们可以这样说：“我肯定你们已经尽力做到最好，但看看我是怎么生活过来的。我这么说不是想攻击你们，而是因为你们对我而言很重要，我们之间的关系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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