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社会临床心理学的时代到来了。在“临床心理学”前面加上“社会”一词，看来人们已经意识到，面对一些不同寻常的举动、一些突发事件或者一些反常现象，仅仅从个人角度来探讨已经不够了，还需要从制度、文化等社会因素来分析。前者被学者称为“特质取向”，它试图在个人身上找寻病灶的来源；后者则是“情境取向”，更关注病态行为如何被社会环境“制造”出来。
心理学家津巴多认为，人们在理解他人的行为时，都倾向高估特质的重要性，而低估情境的因素——他不是空口白牙这么说，30年前他主持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时，受到了巨大冲击，对善恶的转化、对人性的脆弱有着深切的体验，甚至在当时无法动笔将其写出。
那个实验原定两周。被试者是一批自愿应征、经过严格筛选的大学生，他们原本身心健康、情绪稳定，被随机分为狱卒和囚犯两组，置身于模拟的监狱环境中。很快地，被试就出现了行为变异，狱卒变得残暴不仁，囚犯濒临心理崩溃，实验不得不在6天后中止。
在这个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好人”变成了“恶魔”？这个实验又为我们理解人性和人的行为带来了怎样的启示？
从2007年开始，津巴多终于忍受着情感折磨开始写作《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首次详述了30年前实验中发生的一切，也对他参与调查的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做出了分析。
读《路西法效应》或许不是轻松的，更不是愉快的。事实上，我在读《路西法效应》时，脑子里总是晃着40多年前的场景：绿色的军装、红色的臂章、写满街头巷尾的“最高指示”、“牛鬼蛇神”脖子上打着××的大牌子。一夜之间，这个世界就变得疯狂了，温文尔雅的女学生，可以将自己的校长活活打死；“三好学生”成了“红色恐怖”的制造者；原本要好的同学，在武斗中为“捍卫”自己的信念而将对方捅死……这些场景变成一个很严峻的问题：谁该为恶买单？
人也许真的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但为了避免更大的恶、集体的恶，就不能回避所谓的“情境力量场”。斯坦福监狱实验的价值在于，它发现了诱发好人为恶的“情境力量场”，包含着一系列心理动力运作过程，包括去个人化、去人性化、被动面对威胁、服从威权、自我辩护和合理化等等。
当那些大学生穿上狱警制服或者囚犯服装时，他们已经开始将自己扮演的角色内化。狱警的制服和墨镜，既给他们带来威权，又让他们可以将恶行归结于制度设计而非个人。这就是匿名化的力量。同时，将对方变成“另类”、“敌人”、“低等种族”，“也就是运用心理学的去人性化过程让人失去存在价值”，恶行似乎就有了充足的、堂而皇之的理由。想想看，某些人被划为“黑五类”、“牛鬼蛇神”的时候，我们还可能把他们当成和我们一样的人吗？还可能对他们抱有同感，人性化地对待他们吗？
在中国当下，《路西法效应》是一本值得认真阅读的书，或者还可以再加上一本《极端的人群》。作为生活在人群中的人，我们既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要了解情境的力量， 才能“最完善地抗拒、避免、挑战及改变这类负面情境的力量”，才不至于彻底丧失对人类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