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相当宽敞的办公室里，匹兹堡大学医学院院长用复杂的眼神—糅合着友好的尊敬和恼火—看着我：“见鬼！为什么像您这样的科学家会对替代性医学感兴趣，甚至要牺牲您的职业生涯？”
我也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因为它不只是与我有关。一个在西方文化中熏陶出来的理性头脑怎么会对我们现有医学体系的“替代性”方法感兴趣？而且我们的医学体系一直运作有效。
我的父亲和我们全家都一度对“进步”和“现代性”痴迷不已。那是1950～1960年代的文化，而我就是在那种极度赞美科学和技术性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中，我展现了自己的能力，并且领导着一个功能性大脑成像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的资助方正是极端传统的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那么，我又是怎么迷上药用植物、瑜伽和花椰菜的呢？
这些转变也许总是伴随着个人经历发生的……孩提时期，我的左腿曾裹在石膏里整整3个月。当骨折的地方愈合时，我的膝盖已经“僵了”。我每次试着弯曲膝盖，都会引发一阵刺骨的疼痛。我每周两次，要去见一位名声卓越的运动治疗专家。他总是习惯性地把我带进一个单独的房间，就像对待即将受刑的囚犯一样，他会突然用劲拉伸我膝盖组织的韧带，惹得我大声惨叫。那效果真的不怎么样，一礼拜接着一礼拜，我继续惨叫，也越发恐惧这样的治疗。
后来，我遇见了她。那时我来到法国东部城市南锡居住。我的膝盖被一双女人的手握住，她建议我换个方法。“我们要用足够长的时间，一毫米一毫米地来。我向你的膝盖组织施加十分微小的压力，你的组织随之得到自然的舒缓。”在这项需要耐心的，几乎是充满爱心的工作进行了一个小时之后，我差不多可以完全地屈伸我的膝盖了。
从第一个疗程开始，我就没有感到任何痛感。几周之后，我的膝盖终于灵活如初了。
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这些替代性方法中，不论是绿色农业代替杀虫剂和化肥，还是利用营养、太阳光照、体育运动、冥想（甚至是蜂蜜，根据一项研究＊显示，它在治疗儿童的夜咳时，会比药物糖浆更为有效），并非因为这些方法是替代性的，不是的。只是因为这些方法在某种情况下显得更明智。它们往往可以取得最好的疗效，更小的副作用。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它们运用自然的力量，不是反其道而行。
我父亲那一辈所见证的现代性，仍是19世纪工业化的延续：通过强力控制自然。我认为，我们新的现代性的主导原则将会变为“寻求和谐与平衡”。只有和谐与平衡才是生命真正的护佑。
* “蜂蜜效用，右美莎芬，无须治疗夜咳，保证咳嗽儿童及其父母的睡眠质量”，载于《儿科档案及青少年医药》，200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