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岛国马尔代夫在海底召开内阁会议，提醒世界，海平面再上升一米，他们就要被海水淹没了。马尔代夫离中国挺远的，这事儿，很多人在乎，很多人不在乎。2009年末，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召开，很多人在网络上讨论的却是“我们为什么不关心气候”。但我们也观察到另外一个事实：越来越多的个人极端气候体验，让更多人成为了在乎的气候公民。
从哥本哈根回来，绿色和平项目主任虞鑫觉得特别累，他选择了休假，倒时差，也整理被失望、触痛和希望同时搅拌的复杂心情。
但亲历12月12日全球气候日10万人的大游行，还是让虞鑫亢奋：“在人群中可以看到所有年龄段的人，有的父母就让婴儿趴在背上或者坐在婴儿车里参加游行，还有从德国步行2000公里来的，从澳大利亚骑自行车长途跋涉来的，以及中国的气候公民……人群和议题的全球性，都让人看到拯救气候的希望。”
2009年3月份，绿色和平就启动了I CARE 我在乎 我行动。这是中国第一个公众参与、聚焦气候变化的环保项目。6万中国网民上传了他们的头像和“我在乎”宣言。虞鑫和绿色和平的志愿者们带着这些宣言去了哥本哈根，并展示给了全世界。
不过，与哥本哈根能够燃烧起来的热情相比，网络上还是出现了另一个同样普遍的声音——我们为什么不关心气候。当时《蜗居》正热播，人们更愿意谈论房奴海萍、“小三”海澡和一个充满魅力的中年男人宋思明。“气候？我还是打酱油去吧！”一个网民说。
杨爱伦，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经理，更积极地评价了这个联合国气候会议：“我从未设想过一个气候会议能够引起全世界的高度关注，特别是政治家层面和民众层面。而在越来越多人‘在乎’气候的同时，‘不在乎’的态度也是有的，甚至也是全球性的。不过，中国人对环境和气候问题的觉醒速度和态度转变，已经令人惊喜，我们不能低估。”
我们采访了数位“在乎”气候的人，试图去呈现，是什么触动了他们的内心，开始在乎气候变化这个“属于大气层”的问题，并把“自我与自然”的关系，视为围绕着自己的重要关系。
气候难民的觉醒
不在乎为什么？一些研究显示，一个人没有感觉到气候对自己的威胁，是因为这个威胁被描述得模糊和不确定，显得与自己无关。环保主义者的激情鼓动更可能让群众们警觉：他们在做秀，而自己在被强迫。但经历一场极端气候，比所有说服可能都有效。
定居北京的摄影师朱墨，亲历了那场波及了数亿中国人的春运大冰灾。对于全球变暖这个说法，他持有小小的异议，因为他的深刻感受是正在变冷。
那种冷是一种极端的冷，这种体验至今还在朱墨的身体中存留。“我就是一个气候难民。”当时，朱墨乘坐北京发往贵州的T28次火车，目的地是中途大站长沙，但他用了整整3天3夜才回家。
“只准备了一点点吃的，我一个同事硬塞给我几袋方便面和几块巧克力，我没有想到，这救了我。”朱墨说，火车本来应该下午3点就从北京开的，提着大包小包的朱墨捱到凌晨，火车才颤抖着起动。“我们的车厢很破，根本关不严，特别冷。”而且，永远是无限期晚点。“没有尽头。不告诉你在哪里，也不告诉你什么时候走。”车到邯郸停了下来，13个小时闷在冷冷的车上，不允许下车；车到郑州，又停了大半天，没有热水，冷水也没有了，家近的，退票下车了，但他们，只有绝望地等。“乘务员根本不敢出现。”最令朱墨吃惊的是，到了武汉，火车车厢与车厢的连接处，结了厚厚实实的冰。又停了整整一晚上，朱墨才到长沙。
而长沙已经瘫痪了。朱墨看到，一些电线杆子被冰冻住倒掉了。“没电，没车，整个城市是黑的，幸亏我家就住在车站附近。”晚上睡觉，盖四床被子还冷。“长沙的零下1度就让人崩溃，那时已经到了零下5度。我记得我脾气特别大，过年大家没一个心情好的。”
这场经历刻骨铭心。从此，朱墨尤其关注气候变化，这个原来遥远的大气层的事情，以如此冰冷、残酷和直接的方式，和他有了深刻的关系。朱墨开始有意识地去做环保的、自己又能做的事情：不用和少用塑料袋，少开车，能不开就不开，还有垃圾也要分好类，等等。朱墨说，全家人，特别是老爸老妈，都挺自觉地环保了。
是否所有经历过极端气候的人都会像朱墨一样呢？“大家肯定都会记忆深刻，有好多人可能会节制自己的行为，但是我觉得还有好多人过了就忘了。至于这种极端气候跟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有什么关系，可能想都没有想。”朱墨说。但体验过，我们与气候，就很可能从无关到有关。
为了孩子
Vivian32岁，已经结婚3年的她不愿意做母亲。“你看这两年，有多少大事发生？都让人心惊肉跳的。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坏，我自己都活得不那么有安全感，更不愿意把一个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Vivian说这些话的时候，语音哽咽。不敢做妈妈，Vivian却说：“为了孩子，我在乎气候。”她在乎的具体方式就是：拒绝毛皮产品，不吃牛肉，每周最多开一次车。
35岁的自由培训讲师宋润亚生活在深圳，5年前做了妈妈，这个角色让她比以前更加关注气候。她注意到，自己生活的这个亚热带城市最近几年气候变化异常。“一会升温，一升十几度，一会又降温了，又一降十几度，刚才还穿短袖，一会就穿毛衣了，医院里到处是生病的孩子，挂号都挂不到。”
让宋润亚担心的是，在我们的妈妈的时代，很多东西还都是自然的，纯粹的，好的，到了我们这一代，这些好东西都已经变质了，转基因了，或是被污染了，水质也更坏了。
“米特别靠气候。现在有几家掀起煮饭的盖子，米饭还是香的呢？气候无常，天灾人祸一定多。我记得我每年都要为这个灾难那个灾难捐款，次数实在太多了。”现在儿子还小，他必须要在这样一个脆弱的生态里成长和生活，哪个妈妈会觉得，气候跟自己没有关系呢？
绿色和平的杨爱伦在接受采访时特别提醒：“今天我们不能改变环境，我们的孩子就会有更多更艰难的事情要做，也会面临更多的灾难。”在过去，人们说沧海桑田，气候和环境的变化极其缓慢，慢到很多人有生之年根本看不到也觉察不到，但现在，那种变化的能量突然积聚起来，我们几乎隔三岔五就会亲历或是在电视上看到惊心动魄的气候灾难。已经出生的孩子已经在和我们亲历变化，还未出生的孩子可能会有一个更坏的环境，这是年轻的和不年轻的母亲们的集体焦虑。
“我看过一个漫画，北极熊在北冰洋里游泳累死了，因为冰都化了，它实在找不着可以着陆的冰”在一个妈妈的心里，那只累死的北极熊就像是自己的孩子，有一种感同身受的痛，也是一个生离死别的心理创伤。“必须做些什么，这关乎良心。”宋润亚说。对于大自然和气候，更多妈妈们焦虑着，那是一种类似亲子关系的亲密联结。
对变化的觉察
维根小屋蔬食餐厅的老板余力博士参选了绿色和平的“气候公民”，但落选了。没有去成哥本哈根，余力的脸上挂着一丝遗憾，“我只想让全世界知道，我们中国人非常关注环保，无论在意识上还是行动上，与联合国保持一致。”
在建外SOHO维根小屋淡绿色格调的餐厅内，余力端上了一杯清水，还有一小碟饼干。饼干的颜色并不好看，看起来就像小石头子。“有机，全麦，原味，稍加了点芝麻。”他说。吃起来确实有种小麦的原香，不自觉地一口一块吃下去。但对于吃多了肉食和各种各样佐料的人来说，它肯定是无味的甚至是难吃的。
“蔬食、有机、健康、乐活”，正是余力努力向大众推广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为我们生活的地球减少碳排放的曲线之路。“我们的地球已经在抖动，它的喘息特别艰难。不仅气候，我们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也已经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而在做维根蔬食餐厅之前，光学博士余力在美国一家大公司工作。正是一份与自己对极端气候和地球危机的觉察互相印证的气候变暖的报告，让余力不再犹豫：离开大公司，真正地去为岌岌可危的地球做些什么。
2008年1月，全球气候暖化小组主席帕乔里（Dr. Pachauri）提出了个人可以参与的3个建议：减少吃肉；减少开车；减少购物，这让余力看到了一个方向，就是以“健康蔬食”为切入点：“很多人认为只是汽车碳排放造成了全球气候变暖，他们可能不知道，畜牧给全球暖化造成的威胁更大，在全球变暖的‘贡献者’里，畜牧占到18%，超过交通的14%，而我们中国，是世界最大肉食生产国。人们吃了太多精加工、肉食的食物，这是不健康的，同时也给地球带来了负担。”而余力吃蔬食20年，除了因为牙齿去过医院，从未生病，“我一不小心吃对了食物。但我和人们不谈环保，不谈减碳排，我谈健康。健康就与每个人有关了，有了身体的健康，我们的睡眠、情绪、心态就会好，这让我们有更好的生活，地球的危机也能够缓解。”
“我也许会到农村买个小院子，建造好供水、供电、供暖系统，万一地球的危机到来，也许在五六个月里都需要自力更生，很原始地生活。”余力博士在开玩笑吗？也许他太过相信玛雅人的预言和易经专家们的测算？虽然地球已经很脆弱，但我们还没有看到需要这么做的极其严重的迹象，似乎也无需认识一位半吊子飞行员。“《2012》并不只是一个科幻片，而是一个严重的警告，地球的危机已经紧迫到也许2012年我们就会失去生存家园。并没有一条几十个亿建造的大方舟载我们到安全地带，但另有一条能够拯救自己和地球的方舟，就是我们对于气候和环境的态度。”
雪是黑色的，就像在下煤炭
李木子，一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姑娘，作为中国气候公民的代表之一，去了哥本哈根。在那里，她把一个黑色圣诞球交给了中国代表团的鲁梅，这个黑色球是特别定制的，摇动一下，里面飘的雪是黑色的，就像在下煤炭。
李木子并没有亲历极端气候，促使她如此关注气候的，是她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她就读的是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专业课上会讲到很多中国环境污染的事实，“我听了特别痛心。”这使她长期保持着对气候问题的关注和热情。
那些质疑气候变化事实、或者逃避这个事实的人，李木子认为：“他们没有知识，不太相信气候变暖的科学报告，也不太相信我们人类的行为和气候的关联。”李木子说，仅仅是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就足以受到震撼，也会意识到，气候变化会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利，它和房子、医疗、升职加薪等同等重要。
陈寅蓉，另一位绿色和平的年轻志愿者、同时也是网易的“气候大使”，也是属于在知识这个层面上，“在乎”气候变化的。“我从小就被父母教育节约，不浪费东西，我那时候不懂得节约和环保有关系。但我小时候看过《大气层消失》，后来又经常看Discovery的记录带，还有《后天》、《不可忽视的真相》等，它们都在表达地球生存危机的恐惧感，这让我产生了强烈的紧迫感。”
每个人都可能影响身边的好几个人。陈寅蓉说起了自己的父亲：“从哥本哈根回上海，出了机场，想当然地以为父亲会开车来接我。没有想到的是，父亲说：我没开车，我坐地铁来的。我现在开始注意这个了！”父亲所说的“这个”，是指减少碳排。疲惫的陈寅蓉，有些感激地与父亲拖着行李一同挤进了地铁……
恢复敬畏之心吧
气候不是我搞暖的、我有房贷、我有压力未解决这些都是引起了很大共鸣的声音。不在乎的背后是什么？
我们对大自然失去敬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工业革命之后，科技和生产力不断高速发展，面对大自然，我们早已不像祖先那般唯唯诺诺、战战兢兢，反而自信满满、欲望浓浓。它成为我们用来实现价值或者证明能力的哑巴工具。
而地震、雪灾等自然灾害的爆发，当然会让习惯了大权在握的我们感到极度惊恐，但同时，它们也带来一种更为深层的安全体验。越来越多的人们恍然大悟：“哦，原来这世界不是我们想怎样就怎样的！原来很多情况我们是不能预计、不能控制的！”就好像一个从小被宠溺着长大的孩子，终于有一天在撒泼打滚的时候被妈妈狠狠抽了一个耳光。被抽耳光很不舒服，但也给这孩子带来内心渴望的安全——我们每个人都渴望被一个慈爱的母亲所限制。这是因为，当一个人确认了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强者，也就等于确认了他/她是一个彻底无依无靠的可怜虫，他/她的内心会隐藏着极大的不安，因为任何可能的危险来临，他/她都只能依靠自己。所以，如果一个母亲从来不限制她的孩子，那么她在孩子眼中的意象，必然是虚弱无力的。而一个孩子在胡作非为的时刻被母亲管教，他/她就可以在这份限制中获得一个宝贵的机会，摆脱婴儿时期无所畏惧的全能感，深层的安全感就此开始成形。
这样来看，近些年接连发生的自然灾难，让过度自恋的我们不得不放下挑衅的态度，重新面对自己的有限。大自然原本是一个好妈妈，但也禁不住孩子们没完没了地胡折腾。她也狠狠地抽了我们一个耳光，给我们制造一个个惨痛的教训。可惜的是，很多人固执地认为“既然这么多年地球都安然无恙，今天也一定会自我调节恢复正常”。
问题是恐龙真的灭绝了，没人知道将来我们的命运会不会也是这样。我相信那些试图推脱责任的人没有太多恶意。心存侥幸，逃避真相，是我们保护自己远离焦虑的一种本能。哲学家也不愿意跟孩子讨论死亡。有趣的是，生活就是这样充满悖论，想解决焦虑，本质方案就是去勇敢靠近。很多让我们感到害怕的东西，恰恰就是在转过身面对的时候，才发现它不是那么可怕。所以，无论何时头脑中飘过一丝对未来的担心，不妨就拿出勇气具体做点什么吧！（心理咨询师 宫学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