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时-分离改变了我的生活

  离开国家、工作、毒品……无论这些分离是自愿的,还是出于意外,分离首先是一种分裂和痛苦。分离,是放弃自身的某个部分,某些习惯,以及某个熟悉的圈子。要离开一个安全的、尽在掌控的世界,进入一个陌生的、令人不安的世界。一切从零开始。

  但是“剪断脐带”,也是一个找到自我、充分绽放自我的机会。在经历失去的痛苦之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会是一个更好的未来。

  “要想前进,我们必须经受某些分离,尽管这让我们痛苦和恐惧。”心理治疗师朱迪特·韦沃斯特这样说。尽管也常常离不开亲友或者专家的帮助,但我们首先需要的是自己的勇气和意愿,只有它们能够引领我们度过分离的考验。

  “工作中的分离不是终结不是沉船,是个过程。”

  高杨,29岁,时装造型师

  “在成为时装造型师之前,我做过酒店、学过电影和摄影,在新加坡、瑞士、新西兰留过学。但直到学习服装,我才觉得这回行了。对我来说,之前的分离,就是为现在做的铺垫吧。

  我去瑞士读酒店管理,毕业后在一个滑雪小镇的五星酒店实习,那里人烟稀少,更别说有聊得来的朋友了。工资倒是不少,实习薪水就每月2万。但是没有梦想。下了班根本不知道该干什么。我在瑞士得过抑郁症你知道吗?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辞职从瑞士回国了。刚回国的那段时间,没有表情,不愿说话,干什么都无所谓。只有在我看到毕加索的画,达芬奇的画,才会心动,有点人的感觉。

  于是,我开始尝试学习服装。我最近一次得奖是2009时尚先生年度风尚设计师,这个奖还挺给我信心的,如果只衡量金钱价值,我可能还没那么成功。但如果从社会价值、人的价值,对身边人的影响,对我来说真的是迈了一大步了。

  分离痛不痛苦?对我来说,每次离开的时候,更多是憧憬着下一段旅程。分离又不是沉船,它就是一个扒皮的过程,可能有点痛,但不扒掉这层皮,就无法到下一个阶段。每次扒掉后都会更舒服点。”

  “出国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杨爱伦,32岁,环保工作者

  “我和很多中国小孩一样,人生轨迹从一开始就由父母和社会期望设定好了,我们也以为那就是我们的理想。乖乖读书,考上好大学,出国留学镀金。上外金融会计专业毕业后在银行工作了几个月,我就申请了英国留学,心里是忐忑的。面对即将的分离,是不舍,还是对未知前途的担忧?我不确定。但当我坐上飞赴英国的航班的时候,我终于明白,分离的焦虑来自对环境和前途的未知恐惧。

  但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出国后来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出国前我热爱旅游,印象中中国但凡山清水秀的地方,肯定闭塞落后,一旦经济开发,就会污染环境。到了英国,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我头一年在曼彻斯特,那是全世界工业的起源地,但他们却完全摆脱了工业的负面影响,他们经济发达,同时环境优美。第二年我到伦敦念书,参加了保护泰晤士河的志愿者活动,更让我不时地对比上海的母亲河黄浦江。在一个远离家乡远离祖国的地方,隔着距离去看去思考,却唤醒了我内心的使命感。

  跟你说件我印象特别深的事情。你知道吗,泰晤士河里有全世界最正宗的大闸蟹。那是很早的时候中国商船带来的,因为没有污染不像中国蟹已经变种。有一天周末活动,正是河蟹上市的季节,我这个上海人正在思念家乡美味,主办方却大谈拿河里的螃蟹怎么办。因为大闸蟹太凶猛,河里其他鱼类不是它对手,导致繁殖太快,弄得英国人很头大。我当时觉得特别超现实,大闸蟹在不同的地方有着如此不同的命运。

  于是,另一种分离渐进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第二年,我的专业从金融变成社会学,我的毕业论文是《绿色和平的全球化》,我从绿色和平的志愿者变成了它的工作人员,至今已经6年多了。我很多原来的朋友还在从事金融行业,他们经济富足,但大多数朋友看我的时候都会流露出一种羡慕,觉得我做了他们特想做却没能做的事情,好像通过我的人生,实现了我朋友们的很多另类梦想。

  我想如果不是我的离开,我也会成为和他们一样的Office lady。是因为我到了一个遥远的地方,重新变回学生,暂时从我的生活中脱离出来,才给了我思考和重新选择的空间,才使我的分离没有那么休克那么痛苦。”

  “信仰基督教时,我无法解决自己的困惑。”

  徐一,32岁,媒体工作者

  “我想人迟早都会寻求宗教的,解惑也好,安慰也罢,我最早有这个需求是高中的时候,对生死有那么多困惑那么多惶恐。我有个好朋友是基督徒,她第一次给我讲耶和华讲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如此神奇和美妙。

  后来我跟她去参加过好多次家庭聚会,我也读圣经,我每天晚上祷告,但我总还差那么点意思。家庭聚会看到那些老太太高声地诉说祷告词,底下的人跟着喊‘阿门’,我也跟着说,但总是不好意思,很小声。读圣经,我也有很多不理解。比如说信教的人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就有福了,而其他异邦人,不信教的人,信佛拜偶像的人,哪怕是好人,也要下地狱。当然这都是我当时很浅薄的理解,我觉得这个神不宽容。还有神说要有光,便有了光,神照自己的模样造了亚当,便有了人。它与我的理性常识不符。

  我后来再没有去过教会,但晚上祷告的习惯持续了很多年,我的祷告其实是很功利的,总是有求于神,家人身体健康,自己考学顺利之类。祷告本身是个思念家人、感恩的过程,又是在无助的时候给你打气安慰的过程。

  但遇到事情我依然困惑、惶恐、焦虑、挫败。我还在寻找。后来接触到佛教,觉得,对了。我还记得从北大旧书摊上花十块钱买的《西藏生死书》,从来没有人给我那么清楚地讲过死亡的过程。后来又看过一些别的书,佛教能解决我那点所谓的理性思维的困惑,它与时间简史、量子物理是能互为解释的。生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物质和情感,时间和空间,力和反作用力,都有一个最后通融的答案,我觉得我的困惑,我的因缘,我的前世今生可以在这个大包容里面完全溶解,没有一点残渣。这种彻底感、融化感我觉得就是信仰,因为你的小生命成了它的一部分了,但找到这个母体,我感到了安全。”

  “告别毒品后我的身体在好转,一切都在好转。”

  含笑,41岁,歌手

  “从小到大,母亲教育我特严,加上父亲是军人,我的生活一直规规矩矩的。我总觉得自己和毒品不会发生什么关系,还劝过别人,别吸。

  然后,半年前那件事就发生了。被拘留的10天里,特别担心母亲。我不怕她打我、骂我,就怕她承受不住。那10天里,我创作了《妈妈》和《就在窗外》。音乐是骗不了人的。我写‘看见自己依然还在/迷茫中徘徊’。我真是太迷茫了。本来想做个好人,但又做出了不是好人的行为,好人的标准是什么?事情发生后,很多问题浮出来,我反复问自己。

  我要做的就是面对。可面对,谈何容易。幸好我的家人、妻子、还有那些歌迷一直都在我身边。我的贴吧吧主跟我联系,说大家要和我视频。他们分成了好几组,和我在网上聊了2个多小时。

  北京禁毒志愿者协会要我做禁毒大使。有一句话对我触动特别大,他们说:‘我们在这方面相当谨慎,轻易不敢发这个,观察了你好长时间。’这个信任是特别大的鼓励。我和毒品不是再见,是诀别。

  现在回过头看,这件事里我其实是幸运的,是我之前做的好事得到的善报。因为我是一个只要自己觉得没问题,就会一直做下去的人,不听别人劝。如果没被发现,不知道现在会是什么处境……

  生活也因为这个拐点,全速脱离了旧轨道。之前我在计划转型,做创作型歌手,《妈妈》、《就在窗外》是我的起点,到现在的《兄弟》、《你怀疑什么》,已经开始有电视剧、电影找我作曲了。我也学会把一些时间放在家里,每周陪母亲两三天,还陪妻子买菜,吃饭,享受家庭的快乐。

  我以前从不过生日,今年,大家给我办了个PARTY。母亲、妻子、妹妹还有很多朋友给我唱了生日快乐歌。那个严重的颈椎病,我现在也请大夫来做理疗了。

  这半年很痛苦,很吃力,而且不知道还要过多久,但是这是真的,身体在好转,一切都在好转。我相信属于我的下一个小高峰就要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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