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南京！南京！》中，赫然出现了一组镜头——一群中国人冒着硝烟，冒着炮火，点着油灯，咬紧牙齿、瞪大眼睛、全身贯注地——打麻将。
面临死亡，人们会采取最原始的“战斗-逃跑”策略来对抗；在战斗-逃跑两极之间，还会有形形色色的有文化特色和个人心理特色的防御机制出现。比如说麻木和幻想。如《南京！南京！》片中一位妓女，她认为日本人来了，一切都不会改变，她可以照样卖淫给日本男人就像卖给中国男人一样；比如说《辛德勒的名单》中，就有犹太人不相信纳粹会进行大屠杀，其理由是“他们是不会杀伤自己的劳动力的”。
赌博，尤其是麻将，也是一组精妙而复杂的心理防御机制的组合。打麻将可以转移注意力。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说，注意力即世界。的确如此，注意力就像人类精神系统的探照灯，只有它照到的地方，才是显现的，才是存在的。
如果你的注意力中只存在五万六条，那么就不会有日本人、中国人、国家命运、生命安危这些东西出现困扰你。
赌博，作为一种战胜、调控、接受、转化死亡焦虑的方式，当然不仅仅存在于中国人的无意识领域。精神分析师Arlene Kramer Richards和 Arnold David Richards就专门撰文《赌博、死亡、暴力：好莱坞眼中之拉斯维加斯》，来说明在美国赌片中隐喻的赌博和死亡。好莱坞的赌片，如《一代情枭毕斯》，《赌城风云》，《远离拉斯维加斯》等，都力图展现“赌场英雄”的故事，和香港赌片一模一样。
赌场英雄，区别于一般赌徒赌棍赌鬼的特点，就是逢赌必赢！即便偶尔失手，最后的胜利也是属于伟大的赌场英雄们的！永远胜利的赌博者如果不是出老千，那么就是一个具有特殊能力的人，一个战胜了概率的人。
从概率来说，赌博最终都是输多胜少，这是为什么赌场能够经营下去的原因，但是人类总怀着幻想，寄希望于自己能够战胜概率（也就是命运）。死亡是最能体现概率的事件了，每个人是100%必死的。
如果一个人能够战胜从概率上来说必然有输有赢、输多赢少的赌博，似乎自然也拥有了战胜必死命运的能力和法宝。而这正是东西方赌片的“潜逻辑”，所有的“赌博英雄”都是能够出生入死而又必然不死的。
死亡在赌片中必然不是一个命定的自然过程，而是为了赌博场域中“正方”所把持的伦理原则、道德规则而服务的。死亡是生命游戏的一个筹码、是“坏人”必然接受的惩罚，而好人总是能够赢得生命，就像他们必然赢得几千万现金一样。
赌片中，赌场英雄们必然会赢得三样东西：第一，金钱；第二，美女；第三，生命。而这三样东西的获得顺序，恰恰是一个“俗人”战胜死亡焦虑的三部曲。
一开始，一个人最害怕的是死亡，那么如何战胜死亡呢？就是找个女人、生下孩子。可是女人不是随随便便就肯为你生孩子的，你必须要有钱，很多很多钱。这听起来非常粗俗，可这就是大多数“俗人”战胜死亡焦虑的方法。
这就是为什么赌片中的英雄所爱的女人，往往是妓女的原因。女人象征着生命的源头，拥有生命的力量——子宫。而进入这个生命之源的钥匙，就是性交。妓女的特点，就在于她们的性交是可以用钱来买到的。也就是说，性爱的不确定性在妓女这里消失了，性爱变成一种可以计量、可以控制、可以交换的东西。赌场英雄们战胜了赌博的不确定性，战胜性爱的不确定性，也战胜了生命的不确定性。
《南京！南京！》中，有一个人是不参与赌博的，他是拉贝的翻译官。这个翻译官的太太和妹妹，以及亲戚朋友们忙着赌博的时候，他忙前忙后地教授大家日语。
他面对死亡威胁的方式既不是像战士那样战斗，也不是一拍屁股逃跑，也不是麻木幻想着一切太平，也不是转移注意力到赌博麻将中，而是积极地动脑筋想办法。为了活命，他可以牺牲尊严，他可以出卖同胞，他可以做汉奸。可是直到最后，帮助他最终战胜死亡恐惧的，不是他的语言技能，也不是德国神父或日本军官的庇护，而是一个胎儿，他老婆肚子里面的胎儿。
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个“父亲”，他太太怀孕了，他不怕死了。他甚至把活的机会让给别人，他战胜了求生意志。
死亡本身会激发起人们的求生意志，这体现为性本能的亢奋，这是为什么人在临死之时会出现性高潮的原因，如电影《感官世界》所展示。
其实这也是一种赌博——如果在临死前我可以让我的“种”留下去，大概也就死了无憾了。如果你没有找到战胜死亡的最彻底方法的话，那么一般来说你会选择使用最日常的方法——生个孩子。在孕育孩子的过程中，男人和女人分别认同“父亲”或“母亲”这个角色，并且在此角色中把胎儿与自己视为一体，从而能够为了孩子牺牲自己的生命。
死亡焦虑当然并不仅仅是中国人和美国人在面对，《南京！南京！》中也展现了日本人面对死亡的方式，那就是通过宗教仪式。军人之所以能够面对死亡，往往在于军队仪式——一个人的个体性和反思性消失了，一个人的个体意识、个体人格消融到军队的集体人格中。
这种个性消融的过程和父母-胎儿界限消融过程是一致的。而宗教信仰，是保证这种消融过程的重要手段。
所以诸位读者，你可以看到，中国战士、中国翻译官、翻译官的老婆和妹妹、南京的妓女、日本军人、美国赌徒还有一对日本的施虐-受虐狂情侣，从文化层面上来考察，他们各有各的价值观和伦理观。在死亡面前，他们会把“不死”的自体客体表象，投射到“战士”、“胎儿”、“赌神”、“战神”、“佛菩萨”、“性交”、“爱情”等等意象中，从而克服死亡恐惧。
但是按照我们今天栖息的这个社会的主流伦理，还是应该对他们进行如下的善恶判断，好坏判断、是非判断——残忍的日本鬼子是应该被枪毙的；英勇的中国战士是应该被歌颂的；贪生怕死的翻译官是应该被谴责的；麻木的打麻将的女人们是应该被唤醒的；堕落的美国赌徒或香港赌徒是应该被劳动教养的。
同时如果我们穿越过伦理道德的虫声萤光，就会看到在这些人身上出现的各种行为，和澳洲大陆一只鸵鸟的埋头颤抖，一群袋鼠的流蹿跳跃都属于那两千万岁的无意识交响曲的一个音符，一段旋律。
精神分析的出现，必然是有一双耳朵，能够纯然地聆听这些或可称为进化心理学和神经生物学的噪音。
它们会让你回忆起那个麻将在暴力和死亡夹缝中怀孕的夜晚，以及在摄像头中扑向你的白衣女人，当然还有那坨贴纸太阳的呕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