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太阳照常升起》中，一个男人遇到一个问题，一个婚姻问题。他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他找到了——“崔健”。
“崔健”是个朋友，吸烟，他对朋友开始敬烟，劝慰，教训。其方式坚强有力，犹如一曲说唱金属，让人不由得想起埃利斯（A.ElliS）的某些治疗片段。
崔健在这里扮演的是一个“家族心理医生”。在职业化心理医生出现之前，他们与和尚、巫师、郎中、妓女一起承担起中国人精神卫生保健预防治疗的重担。现在，精神分析也要加入这支队伍。
精神分析这个行当在任何地区产生，需要3个条件——
在社会层面上，必须有中产阶层的形成；在家庭层面上，需要出现传统家庭功能的外化；在个体层面上，需要有“个体性自我”的出现。
目前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在形成的过程中。中产阶层特征就是所谓精神分析的“四有新人”——有钱，有时间，有头脑，有痛苦。
精神分析的双方每周会面3～5次，持续2～7年。这需要钱和时间。每月收入应在3万元以上，至少。“有头脑”是指对用精神分析解决感兴趣。而不是期望用一个方法或药物简单“搞定”，要不然干脆去吃药好了。
“四有新人论”刚提出时，很多人摇头——哪里去找这样的人啊？现在，大家承认，中国的确是有几万个这样的人的。
这样的人的典型代表，在弗洛伊德年代就是作家茨威格，赫尔曼·黑塞和物理学家玻尔，在今天的典型代表就是知识分子导演伍迪·艾伦，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和大学教授施琪嘉。
一次一群心理医生总结社会各阶层适合的“心理治疗”方法，总结的结果是：
（1）工农阶层最适合的“心理治疗”方式是药物治疗和酒，因为廉价快速，不会影响赚钱糊口。就像《图雅的婚礼》中的那些被生活压弯了腰的牧民，他们无法使用心理治疗，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将公费心理治疗的触角惠及他们。
（2）小资阶层最适合的方法是短程治疗，比如说认知—行为疗法。他们有点钱，有点时间可以做几次心理治疗，可也是心急如焚，等着赶快治好了回去，继续为供房养车奋斗终身。
（3）只有中产以上的阶层，才不会急着要“搞定”自己的心灵痛苦，才有精力和时间慢慢来品味、探索。
中产阶层的形成后，还需要第二个条件，家庭功能的外化。如《东北一家人》、《我爱我家》那种氛围，是不可能存在精神分析的。因为在那种结构中，一个人的心理空间会被认为是和家庭空间相互联系的。
内心痛苦需要在家族系统内得到倾诉、代谢和处理。家族中也会有人自然地承担起“家族心理医生”的角色，如退休的父母，热心的小姑子，或从小玩到大的哥儿们姐儿们。薛宝钗、贾母、王熙凤在大观园中就是轮换的“家族心理医生”。
但在《六人行》中，对心理医生的使用就比较平常了。如罗斯和菲比。《六人行》的人际特点就是：几乎所有人都是纽约的新移民，不存在密集的、大范围的家族网络。本来由家族内个体承担的功能，现在可以外包。比如说吃饭，可以叫外卖。同样遭“外包”的就是“家族心理医生”的角色。
“家族心理医生”是完全无法和职业心理医生竞争的。无法保证足够的倾听时间，无法保证绝对私密以及立场的客观，也无法用商业伦理来替代家庭伦理，更没有心理医生10～15年的精英化教育。
一个不为吃穿住行发愁的中产，选择付钱寻找心理医生作为倾诉对象，就像选择裁缝为自己定制衣服。
职业心理医生侵入了家族内部的无意识空间，从中划分出一个新的空间——隐私性的空间。它的出现象征着旧有家庭结构的解体，象征着对“家族心理医生”的依恋发生了转移，也造成了“家族心理医生”的自恋损伤。一个人去看心理医生，往往会遭到家人的反对，其理由往往就是——“有什么话不能对我说的？还要花钱找外人？”
类似于这样的隐私性空间，在传统社会中人们仅仅在修行静坐时可以得到。可就像阳光缺席了花朵的绽放，孩子缺席了母亲的衰老，温柔缺席了执著的爱情一样，修行也缺席了现代化进程。显然很多人希望解决这个缺席。
精神分析空间出现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要素是个体性自我出现。而中国的造人机已经太擅长生产“群聚性自我”。最难的在于心理医生本人要至少能够允许自己偶尔被安装上“个体性自我”程序运行一阵子。
几乎所有心理医生都无意识地要把精神分析空间建构为一个充满乡土气息的族群—家庭空间。认知治疗被替换为《论语》——于丹式的权威说教，人本主义变成了温情化的圣人道德呼吁，而精神分析几乎从一开始就变成了文革式“灵魂深处闹革命”与儒家式“吾日三省吾身”自我检讨的混合物。精神分析者和来访者的关系马上变成严肃的父亲和阳奉阴违的儿子的关系，苦口婆心的老妈妈和充满内疚却不以为然的女儿的关系——总而言之，变成了一个“家族心理医生”和家族成员的关系。此时，只有收足够的钱和定时结束会谈才能保证精神分析的隐私性空间在风雨飘摇中岌岌可危地继续存在。
人际回报有3种形式——钱、尊重和顺从。钱是等级最低的回报。一个专业心理医生和贾母的区别就在于，心理医生只要钱，而贾母要的是宝玉“听话”，宝玉要给她钱的话她就会翻脸。我告诉很多人，你用我时间，要交钱给我。然而对方要么惊讶要么愤怒。其实“心理医生”本来就是功利社会才可能产生的职业。这是建立在“功利—商业”伦理原则上的。
对“功利心理医生”的失望，来自人们期望“功利心理医生”是个“家族心理医生”——不要钱，不限时，往往有些圣人倾向。这种人是道德社会的产物，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当倾诉和聆听变成了一种专业化商业活动，就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一种新的人际关系要产生，一个新的空间要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