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的一生都在认识真我，他曾有过以下一段话 “我就是相信，人类自我或曰人类灵魂的某一部分，不受制于时间和空间的法则”。荣格认为，人并非自己的主宰，而主要受一些不为我们所知的力量控制。荣格深信，心理现象必将遵循着一种有别于物理法则的法则。荣格是一位观察敏锐、涉猎广泛的西方著名心理学家，从中国的道家、《易经》、藏传佛教，到印度的瑜伽、日本的禅学，几乎无所不包。荣格阅读过大量有关中国宗教哲学文化的书籍，还曾经学习汉字，把汉字当作可读的原型。他喜欢在石头上雕刻，甚至在纪念妻子爱玛的石头上，也用汉字刻着：她是我房屋的基石。而他所刻的最后一块石头上面有一个中国老人的头像，两边是银杏树的叶子，还有汉字刻成的“天人合一”。荣格在其自传《回忆·梦·思考》结束时，写了这么一段话：“当老子说，‘众人皆明，唯吾独懵’的时候，他所表达的就是我此时所感觉到的。老子是有着与众不同的洞察力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他看到了并体验到了价值与无价值的本质，而且在其生命行将结束之际，希望复归其本来的存在，复归到永恒的意义中去”。
荣格曾经有一度隐居于苏黎士波林根他自己设计与建筑的塔楼，身着“道袍”，身体力行于中国道家的“生活”。荣格说，“道”的状态就是世界之初，事物还无所谓始。这种状态正是大智大慧者所努力取得的状态。阴和阳两极对立统一的原则，正是一种原型意象。这样，中国的“道”，与荣格无意识心理学的研究，就有了内在的联系，就有了自然的切合。荣格的《心理类型》是其最主要的代表作之一，他自己曾这样来叙说他撰写此书的原因和动机：“这本书始自我需要界定我自己的观点不同于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观点的各个方面……于是它便把我直接引导到中国的‘道’的观念上了……只是在我的思想和我的研究达到了关键之处时，就是说接触到了自性的时候，我才找到了重返这个世界的归路”。
荣格曾于1935年在伦敦做关于分析心理学的公开演讲，当时与听众们进行讨论的时候，荣格讲述了这样一番话：古代人是极富智慧的人民，心理学可以向古代文明，尤其是印度和中国学到很多东西。荣格认为，即使是在中国的古代，也有着一种“科学”，而这种科学的逻辑，与流行于西方的因果逻辑是不同的，而这也正是西方人不能够理解东方思想的一个关键。在荣格看来，能够表达中国这种独特原则的，就是“道”。
中国文化对于荣格和荣格心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和作用。荣格本人，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充实与完善了自己的心理学理论；同时，他也对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尤其是在西方心理学界的传播，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基尔希在《荣格学者》一书中提到，“在所有的亚洲国家中，荣格对中国的心理学、哲学和宗教最感兴趣……荣格深受古老中国智慧的启发，分析心理学与中国文化之间存在着历久弥新的深切联系。”
据说荣格去世前所读的最后一本书，也是关于中国禅宗的书。荣格对中国文化十分钟情，他把东方的文化融入到了他的生命里，乃至于他的梦中也常常会出现一个东方智者“腓力门”。他把这位道骨仙风的智者看作精神的向导，认为东方的文化给西方带来了灵魂治愈的良药。如今，在西方,荣格的追随者们也保持着这种传统，把东方文化的修养作为学习分析心理学的一种基础。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荣格推崇东方文化，认为东方人的思维向世界展示了更开阔、更深奥、更高级的理解力，东方的智慧并非西方人印象中的怪诞和迷信，它是一种高度发展了的直觉领悟能力。但另一方面，他并不因此而认为西方人要抛弃自己的文化之根，更不赞同不假思索地模仿东方修炼的形式与皮毛；因为，中国花费了几千年时间才建立起来的文明，西方不可能管中窥豹、瞬间领悟。
在荣格的理解中，“金花”是对道家练功时，通过坐禅和沉思，在体内出现的一种神秘光感，它会导致一种精神的顿悟，一种智慧的升华。而在荣格的理解中，金花的秘密也就是人的心灵的秘密，是人的真正内在生命的秘密。荣格提出，尽管西方有科学和逻辑，但是东方却教给了我们另一种更为广泛，更为深刻，以及更高层次的理解，那就是通过生命和生活，或者说是透过生命和生活的理解。因此，荣格提出了他所阐述的一个问题——“当代心理学为理解东方，提供了可能”。以其分析心理学为基础，荣格曾着重分析与评价了“道”和“太极”，以及“道”的现象。在其评论的结语中，荣格说：“我的评论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在东方和西方之间进行心理学理解的桥梁”。
1928年，荣格曾画了一幅曼陀罗图画：画的中央是金色城堡，四周环绕着城墙，还有护城河等。画完成之后，荣格意外地发现，这幅画的色彩和构图很像中国画；不久，他便收到了理查德·威廉的来信和《太乙金华宗旨》的译文；在他心灵深处，一种对中国文化的共鸣被激发出来，他认为这便是“共时性”。共时性（synchronicity）是指内在事件与外在事件同时发生的一种意义重大的巧合，用以解释那些有时说不清的转变为现实的内心预感，或同时发生在两方面的偶然巧合等。荣格创造出这一理论，便是受到了《易经》的影响。他认为，中国的科学并不像西方科学那样建立在因果原则基础上，相反，古代中国智慧关心的是共时性原则。这在西方人看来显然是不可理解的，然而，荣格本人却多次体验到这种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