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需要这么多按电门的惩罚者呢?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教授(Stanley Milgram)1960年代在耶鲁大学做了可能是心理学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实验。这实验让人认识到了人性的盲从与脆弱。这实验或许也暗示了人类的出路——虽然之前一提再提,但这实验将之强化了。

  实验是这样的——

  找到志愿参与者,然后跟他解释,该实验是研究处罚在学习与记忆中的作用。一个参与者的任务是记忆一系列单词,他的身上接有电极,当他出错后,另一位参与者负责按下电门,每增加一次错误,电击强度增加15伏,直到人类难以忍受的450伏。

  你当然愿意成为那个按电门的人。

  你会如愿的。在这个实验中,那个倒霉的受罚者是扮演的,他的各种痛苦表情,包括苦苦哀求,倒地挣扎,都是天才的演出。

  到底会有多少人会按下最高450伏的电流呢?在实验之前,米尔格拉姆教授的学生、同事认为,只有1%~2%的人会如此糊涂;几十名精神科医生更评估为1‰的小概率事件。

  结果是63%的人忠实地执行了惩罚命令。

  该实验的核心设置是一位权威打扮者命令惩罚者按下电门——这个角色消失,或者指令不那么明确,或者两位指示者发出矛盾的指令,则惩罚者会放弃电击。权威消失,盲从就减少了,只要装成权威,盲从就增加了。

  米尔格拉姆教授此实验原本是想弄清楚,为什么以理性自称的德国人,竟然会对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毫无反抗。我想,他找到答案了。

  同样是在1960年代,有个地方做了同样的实验,参与人数是米尔格拉姆教授的上百万倍。具体是什么地方,我一时想不起来了。也许有不少地方吧。

  怪不得达尔文和爱因斯坦都把自省的位置放得极高。人类已经太容易盲从权威了,这还是人性的一种,为了预防它大规模发作,个人的自省能力当然就是珍贵的品质了。

  除了自省,作为不盲从权威的对立面——挑战权威,它的重要性就很难高估了。如果一个权威不能挑战,或者挑战的成本太高——比如处严厉惩罚、被社会排斥或者被烤熟——那么,社会就处于危险状况了。

  近来,北大将对“思想偏激”等10类学生进行学业会商,北大学工部副部长査晶表示,主要是因为有些学生经常夸大学校工作的一些细微漏洞,“比如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

  大学不应该害怕学生批评食堂的价格体系。要反过来想,连食堂饭菜涨价都不敢抱怨,那还能指望他们不盲从权威吗?大学是所谓的“社会良心”,就是因为它在全民盲从时,在人性的弱点被权威利用时,这架理性机器能起到制衡作用。

  如果没有“思想偏激”的学生,那是大学的失败。把孩子们送到大学,几年后“会商”得更盲从了——这种大学,相当于集体灭绝了学生的活力。

  哪里需要这么多按电门的惩罚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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