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建军：中国著名心理学家，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他在著作《心灵的年轮》中，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中华民族性格的缺陷，并提出了改善之路。
心理月刊：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的负罪感有什么独特性？
朱建军：有一种学术观点认为，中国人的负罪感与西方人完全不同：西方是罪感文化，中国是耻感文化。我觉得是有道理的。西方人大多信仰上帝，因为人有天生的不完美，独自面对上帝时就会有负罪感，西方人称之为原罪。中国人的耻感是一种“独特的负罪”，主要是受儒家文化长期教育的影响而形成的。儒家文化提倡在现实生活中体现超越性，强调以家族中的互相制约来提高人的道德。两者在本质上都是基于人类共同的基本伦理，只是在具体实行上有所不同。
中国人的负罪感还不仅“耻感”这一层。儒家也很强调“内省”、“慎独”，是一种面对自己良知的、深沉的、自我约束的“负罪感”。宋代以后的宋明理学就很强调这一点。但是，这还不是民间的主流文化。......当佛教进入中国以后，中国人便产生了一种类似于基督教的罪感。佛教也有无所不知的神，强调“举头三尺有神明”、“不欺暗室”，哪怕没有人知道的时候，做一件不对的事情同样会有负罪感。
负罪感与文化如此相关，是否越文明就越有负罪感？
文明和负罪感就像“打包出售”，有文明就会有负罪感。没有文明的地方、原始的民族负罪感会比较弱；文明越进步，负罪感就越多。但，这不是绝对成正比的。负罪感并不是一件坏事，虽然会让我们不舒服，但是它就像汽车上的刹车一样，对人类的行为有约束力。如果根本没有负罪感、没有约束力，那会是很可怕的事情。
据你观察，现在的中国人负罪感的情况如何？
对于中国此时此刻的现状，我是悲观的。既没有“慎独”，也不太强调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约束带来的耻辱感，反而有很多中国人习惯用一种“罪感控制”，让别人在自己面前感觉负疚来控制对方，拿负罪感去约束别人，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多年前很有名的电视剧《渴望》中的女主角刘慧芳。大家本能地同情刘慧芳，但是只看到她身上善良、可怜的一面，没有看到她有一种推卸责任的习惯。
当代中国人的负罪感或许是最弱的时期，这是文化倒退的表现。但是，我相信这只是一个阶段的现象，一定会慢慢恢复过来。
对于个人来讲，负罪感到什么程度是“正合适，刚刚好”？
是人就一定会犯错、会有不足。当一个人试图把自己、把环境变得完美无缺，认为一点错误都不能有的时候，就犯了最大的错误。当然，也不能以此为借口来放纵自己。人不能走两个极端，应该在放纵和严苛之间取得平衡，这或许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中庸”。